正当人生处于困惑、徘徊之际，他在家乡结识了学识渊博的道士李果真。李果真毫无保留地把道家医学秘方传授给薛永新。因此，在多年苦学中医典籍，并经历了上百次配方实验后，薛永新研制成功了纯天然中药药液“洁尔阴”。同年，以“洁尔阴”为主打产品成立了成都恩威药业公司。此时，薛永新已年届“不惑”。由于有了“洁尔阴”这个拳头产品，恩威公司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公司总产值达到2.65亿元，总资产3.8亿元。
用道家思想修人生大道，为人处世，治理企业，显示出了薛永新独特的思想境界。数千年来，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为”思想教人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忘我与淡泊宁静的心态去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是因为它蕴藏着浩然正义、中正之气，教人积极地忍耐，学会坚毅，以保持宽容和谐的人生态度。
在现代社会中，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否还有价值？薛永新认为这是不容怀疑的，“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它要求人们树立一种超脱、忘我的思想境界，无私无欲，利于他人。因而，这种思想不仅有着存在的价值，而且更需要继承发扬。”
“苦海变福田，烦恼变菩提”是佛学众善奉行的主要依据。在企业经营者队伍中，叫苦的越来越多，叫烦恼的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人常解释为：这是时代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增大，风险机制被启动所带来的结果。而薛永新却用佛学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得出了另一个结论：“烦恼基本上来自‘邪’、‘恶’、‘贫’、‘执着’这四大苦难。”
薛永新觉得，根据佛学“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所含的道理，探讨烦恼是否因为有邪见、邪思、邪念而来，养成反省的习惯，对企业经营者会有极大的帮助。
薛永新还有一套独特的竞争观。他主张变竞争为竞赛，主张“不争”。在其专著《大道·无为》中他写到：“因一个‘争’字，就把人们带到了邪路。所谓商场如战场，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尔虞我诈，这种血淋淋的经济对社会无任何好处。我认为，应该把竞争变成竞赛，来一个市场大竞赛，相互帮助，相互学习，
市场自然会和谐地繁荣。”
在企业管理中，薛永新坚持像疏导流水一样协调员工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了一套以发挥人的潜力为核心的独特的“恩威管理模式”：敞开大门，惟才是举。员工如果认为自己有能力担任某一项职务，便可以主动参加竞选，竞选的范围可以从车间主任一直到总经理一级。
恩威的效益观是以生态效益为第一、社会效益为第二、经济效益为第三的综合效益观。他认为，企业的利润是公众对企业界交纳的对未来利益的订购??企业应当不断地为公众生产新的利益，不可将“订购”看为己有。
无疑，将利润看作是公众对企业的订购，只能用于回报社会而不能占为己有、不能挥霍浪费，这种见解是恩威的又一个特色。为此，恩威的利润，一是用于扩大生产经营，二是用于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三是用于对社会福利性事业的捐助。三者都应了薛永新回报社会的理念。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10多年来，恩威从一个仅有20多名职工、20多万元资金的小厂，成长为一个拥有3000多名职工、13亿多元资产的，集生产、贸易、房地产为一体的高科技跨国民营企业集团，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个动人的篇章。
没有薛永新，就难有这一切。
野性的精神
提起这位地产大亨，他的个性很符合孔子的君子标，叫君子三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禅让权位后，他仍被认为是万科最大的资产。
王石，如果要他选择一个信仰,他说自己会选择基督信仰,因为他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与基督教义最相吻合。他认为，企业探索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源头就是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学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其宗教之源，理所当然要予以研究，要知其一也要知其二。
既有传统价值观念，还要逐渐接触西方公司的治理理念，王石在摸索中践行着基督教文化下诞生的现代企业制度。多年来，王石都给外界留下了不近人情、不懂国情、不行贿的印象。直到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人情是非常东方化的，但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定都有些中国的‘犹太人’。”
王石认为，在华人圈的成功企业家中，有一种共性的西方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
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他们认为：人的一生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人要热爱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给人的任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这些构成了西方企业家的基本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对内GDP贡献过半，对外“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即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家都很成功。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出色，但是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多。一些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慈善捐款，往往是响应政府部门的要求，或是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这其实反映出，企业家的财富观停留在财富本身，目的仅仅是“拥有财富”、“实现自我”。企业家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自省。面对这个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思考，也很难作答。
“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既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则时，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仅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正是在思考企业使命和个人价值的终极意义过程中，很自然地，王石会向一些国外的标杆企业和企业家学习。从那里，我们看到，王石对于企业使命的思考，是与西方传统文化、社会背景甚至宗教信仰一脉相承
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行为。
这位不乏格瓦拉式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思考上述问题之余，探索出了“教堂+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王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他知道哪些概念即将被社会买账，他率先把它描绘出来，例如 “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新住宅运动”和“关注普通人”。
他把“资本家的问题”转由“普通人的角度”来提：呼吁城市建设要“关注普通人”。他关于“普通人”的定义是，“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这正好呼应着某种正在萌动的社会情绪。而“关注普通人”是指：随着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开发商开发的别墅、高档住宅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突现出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有责任的开发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会造成社会紧张，应该使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攀上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里，最大的行业——房地产的最成功机构的最高总裁”，王石不是那种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企业家。当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安分了—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他喜欢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有着“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他的《道路与梦想》开篇第一节，标题五个字：“野性的精神”。
“我是过程的乐观主义，结果的悲观主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坐着热气球升空、为摩托罗拉做广告，登顶世界最高峰，滑翔航海，参加巡回演讲和社会活动。“运动加商务”的新理念把富人精神的“洋务运动”推到新高度。与此同时，王石不断地变幻自己的“LOGO”：一个一丝不苟，西服笔挺，仪态潇洒的老帅哥兼酷老板；一个戴遮阳帽，穿登山服，胡子拉碴坐在嘉宾席上的发言人。
这位具有“野性精神”的基督教徒，无疑是近年商界最耀眼的明星。
山上迎来道修客
他曾写出了狂妄的“大”字。
云雾缭绕的重庆缙云山，是蜀中三大道教名山之一，人称“小峨眉”。一日，一个颧骨凸出，顽童模样的人走进了缙云山绍龙观，开始了他的修行。他就是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的创始人马云，他不是第一个上山的商界大佬，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一次在绍龙观，马云只待了3天，他“被禁言”了：不能带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有娱乐活动、不能与人有肢体接触。最可怜的是，当亿万网民正在用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繁忙出口或疯狂购物之时，山上的马云却被“禁止上网”。当然，道教修行法“禁言”的首要要求是，不能说话。交流的方式只能是眼神交流和摇铃知会。沉默的3天中，马云都在干什么呢?
在山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马云都在用毛笔抄写经书，每篇不可以抄错一个字。从大字的狂妄到小字的平静，马云似乎在3天里找到了另一个自我。从雅虎到易趣，一个个强劲对手都变作马云的手下败将，他曾言道，阿里巴巴无对手。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没有外在对手时，自己就会成为最大的对手，宗教所带来的内心平静与自我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马云的字从大到小，但他的产业却在从小到大。在拿下华谊兄弟的股权之后，马云在娱乐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上的胃口并未满足。去年12月29日，他异常高调地宣布，与选秀节目的行家——湖南卫视共同组建媒体合资公司“湖南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完成了一次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结合。
马云坦言，他之所以会对娱乐节目感兴趣，是因为那曾是他艰苦奋斗时期的快乐源泉，“那时候，我们18个人挤在100多平米的公寓里，整天除了想着未来有钱怎么花之外，就是在周末时看《快乐大本营》。”马云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娱乐精神的企业家，他在晚会上戴起鸡冠似的羽毛、披上白发，浑似一个唱摇滚的白发魔女；忽而他又金发披肩、纱裙拖地，扮演一个其貌不扬的白雪公主。
山上的清修与台上的恶搞，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统一在了以马云为代表的很多企业家身上，这种在截然相反的环境与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分裂精神”，也是当代企业家与政治精英最相似的特点之一。
大气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