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法律制度日渐精良,其整体资本化能力亦是节节攀升。那么,这之中的奥秘何在呢?这就在于高科技的当下,与远古时期相权,人类的生存能力与环境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古时代,因为资源与人自身的创造力有限,所以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借钱“享受”则是十恶难赦。然而,随着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赖于生存的物质生产能力已极大提高,最终束缚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投资不足,而是需求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消费成了经济做大的瓶颈。因此,如何将人们从存钱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而将公民一切既有的资产、未来的收入流转变入金融资本的体系就是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所必须思考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给市场的主体,特别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企业营造一个自由创新的空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市场充满生机,才能实现钱生钱而不断增值的梦想。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由与创新是金融市场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要求。如果是出于“小心行得万年船”的不敢为人先而没有节制地打压金融企业生存的空间,那么这不仅是将金融企业置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而且失了资本化金融的强力支撑,经济的发展亦会裹足难前。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新法案在吸纳严厉的“沃尔克法则”时并没有“因噎废食”而给银行业保留了发展的余地,而这种危机下的兼容并包本来就是美国特色的体现。
在诸多学术探讨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改革实践中,我们惯于借用“借鉴”来彰显我们的谦卑与勤奋好学,然而随着使用频率的剧增,对于“借鉴”这一极具穿透力的词,我们已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而将其意义局限于形式之上。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认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是真理性的,那么随之的推断就是完善的资本化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强劲发展的推动器。由彼至此,那么现时下,我们的问题何在呢?我们的路又在何方呢?是不是基于我们与美国经济体的密切关联,或是基于与美国金融法律创新之间的紧密相随的历史渊流关系,或出于危机下“安全就是一切”而对本国的金融业进行更进一步的弹压呢?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应与美国有所不同,在美国,其金融业自由是一种主流,所以适度压制是必要的补充,而在中国,金融压制是主流,所以适度开放与自由则是一种必须。可能有好事者认为,放弃金融安全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国严格的管制是历史的使然。事实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从表面上看,我国苛刻的金融管制所衍生出的“金融稳于泰山”让我们没有付出什么成本,但是这个代价已在国际分工与国际分配秩序中得以体现出来。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发展至今为止只能过于依赖外部环境,只能依赖于卖廉价劳动力与高资源消耗的制造业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政府管得太多太死、市场过于垄断??。虽然自由语义下的金融创新意味着对秩序、安全等价值的挑战,但是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无论是从哪个视角来评判美国的金融危机及新法案的拙劣或精湛之时,笔者认为,可能危机与法案所传递出的金融资本化、及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最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沉思与反醒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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