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宫崎市定的生涯
一、从松本高校到京大的东洋史
一九零八年开创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最初和支那哲学、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由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教授和西洋史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副教授教、富冈谦蔵1873——1918）和羽田亨（1882——1955）两讲师共五人组成，稍后不久，朝鲜史方面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也来任教。以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为视角的话，内藤和富冈属于支那学派，其他人属于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新筑成陈列馆，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和研究室进行了搬迁，本教室也设置在陈列馆的楼下。此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三讲座制确定之后，本教室中的学风，与支那学相比历史学的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即后来往往被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人——宫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静间（现在的饭山市），他是宫崎市蔵和悦的第二个儿子。秋津村和作为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的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蔵作为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执教。宫崎，在读完当地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后，成为了1919年9月刚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甲类的第一批学生。从中学到高中，他最热衷的就是创作和歌，因为仰慕岛崎藤村而起了宫崎藤仙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校，和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行了誊写版印刷品同人志。父亲市蔵往《阿拉拉提》杂志投稿并被岛木赤彦选中刊载，受此影响，宫崎自己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这个时期的宫崎努力作诗，成为了杰出的文章好手，即使是写作学术论文，一般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读明白。
新设立的松本高校没有法语课，下课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天主教堂跟从赛斯赖神父学习法语，这对宫崎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松本高校的后辈中，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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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静雄和仁井田陞都成为了中国学的著名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从松本高校毕业，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由于受到1919从京大地理学毕业的浅若晁的劝说，高中时代通过阅读《东方时论》杂志而和三宅雪岭的女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共鸣并曾立志做一名政治家的宫崎，在报考京大文学部时，他将兴趣点转变为专攻东洋史。年愈九十时，他在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满怀感激地说：
我立志改报京大文学部时，很大程度上是受京大出身的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怂恿。“如果去京大，要跟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伟大的先生学习”，先生用一种因选择了地理学而懊悔的口吻对我这样说。最后在离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是必不可少的书籍，买一本好的书看是很重要的。”他几乎要激动地说出很想和我一起来读这书。“到京大学的东洋史，肯定不会失望”，这种充满热情的推荐，我之前还没有遇见过。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对我的将来也是满怀信心。 宫崎在京都的住处，就是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蔵、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外，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即狩野君山，1868——1947）。在文学部里除东洋史以外的课程，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的授课，他都怀着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去听。关于语言学方面，狩野的诗文创作课上的作业得到狩野的亲自批改，他还经常去听西夏语学者尼古拉西·奈夫斯基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不久，以《去京都的工作》为题目做的笔记上，有20页的探讨历史与哲学的自问自答式的记录，在最后写到“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于家中”。在《塞外民族和支那》的条目中，表现了宫崎即将进入学时的热情。因此，从早就对文化久远的汉民族和北方朴素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有兴趣的宫崎，毕业论文的题目就选了作为北方民族和中国社会交涉中的南宋灭亡时期。并且，受了以锁定特殊人物为焦点著称的内藤湖南的启发，确定了以研究与蒙古的忽必烈相对峙的贾似道为题目的论文《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提出以后，加入了由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视察团，游览了中国的沿海地方。回国后参加他论文开题的教授中，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桑原、矢野、羽田外，还有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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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狩野。游记文章《从上海到广东》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1925年4月创刊）上分四回连载。
毕业后成了教室的助手、进入研究道路的宫崎，遵从指导教授桑原的指示，摘译了盖奥路库·牙靠朴的《东洋的影响在西洋》，并在史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林》上进行了发表。牙靠朴没有丝毫欧美优越感的论调，时时借助德日辞典翻译的日子，对日后的宫崎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作为学者的东洋史家宫崎的业绩的位置，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的发刊词中这样精彩的道：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研究领域的涌出的巨擘。人们常说的由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开创的东洋史学的学风，实际上是由宫崎先生继承和发展的。因为对中国的史书有博通广阔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整个时代，此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涉史等所有相关领域。因此，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宫崎先生在整体上把握了中国史，将其置于世界史的发展当中??先生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通史才是终极目标。早先着眼于西亚历史意义所著的《亚洲史概说》、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作支撑的《中国史》等是通史方面的杰作，这都表明了先生的学问特质。能把精致的个案实证研究和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家，确属罕见。
1901年出生的宫崎，其著述活动是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文章《从上海到广东》开始的。最后的文章，是《宫崎市定全集》完成后一年后的随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刊）的自序，这本随笔集在距离宫崎逝世 两个半月的1953年3月出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前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从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悠自得直到逝世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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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败前的二十年
这个时期的宫崎，以旧制第六高等学校和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副教作为主要事业。期间，以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的身份在法国留学两年，作为陆军辎重兵的少尉进入军界参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又再次不顾生死出征，就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岁月。
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大学毕业。宫崎作为一年的志愿兵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兵役义务结束不久，宫崎作为教授赴任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这也是出于遵从桑原骘藏的考虑。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和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递交了自己的学术论文稿。发表了自己毕业论文的一部分，以宋王安石变法为题材。这一年的十月份，和松本高校的同学、作为六高教授的同僚小西谦的妹妹松枝结婚，次年的九月长女一枝出生。
因为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随着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上海事变扩大化，宫崎接到了召集令。突来的变化，使宫崎都没有时间买军刀，于是在地理学的小川琢治名誉教授那里借来了宗正铭的名刀。他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马厂长来到上海附近，为了达成停战协定，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三个月后事息归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宫崎很关心朴素民族和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之后不久对中国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先是对宋代的研究没取得头绪，之后就把兴趣转移到古代史的分期上。这是因为在旧制高校当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时，当时还没有一本关于东洋古代史的可靠著作，所以他自然地转到古代史上。1933年（昭和八年），在《纸上考古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考论《古代支那赋税制度》和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得出了在中国也有及吏细阿时代和都市国家的存在，这在学界是第一次。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宫崎受到考古学家滨田耕作教授（1881——1938）的重视。宫崎古代史的研究方法，一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和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派逃吏的滨田的考古学。由于滨田，宫崎才在《纸上考古学》得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学说，提出各种有意思的见解，为人们所赞赏，并成为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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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此观点的第一人。
当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受内藤湖南所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而为东京大学的加藤繁所开拓的经济史却无人问津。有着弥补这个欠缺的愿望而又先前考察过古代赋税制度的宫崎，1935年发表了《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一文，提出了把唐代均田制的起源上溯到晋的占田课田制、再上溯到三国魏的屯田制的伟大构想，在学界引起了冲击。宫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重制度史的手法，之后写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1943年刊也是这种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不只是讲东洋史也讲授西洋史的宫崎，还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不仅从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的制度和党争，还从1933年起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讲授《支那地理学讲读》，这对他之后的学习研究生活产生了不可预知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了京大文学部的助教。迎来三十岁的后半段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整两年。1936年2月20日，从神户港乘坐箱根丸号，和高滨虚子、横光利一等人同船驶向法国，到达香港前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来。到达巴黎的宫崎作为听讲生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到后不久，出台了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追加为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条文，由于以卢沟桥事件为肇端的日中战争的开始，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被取消。
由于赴欧前在地理学教室教课时就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感兴趣，所以宫崎在法的两年，大力收集马路提奥·马路提乃1665年刊的《中国新地图帖》、丢·阿鲁逃1735年刊的《中国全图》全四册、1638年刊的临斯号田的《航海志》、1897年刊的瑙鲁店泻卤蹈的《派里朴路斯》等这类西洋刊的难得一见的地理书和奥路台里乌斯、言森的铜版古地图。
在法国留学期间，宫崎抓住机会赴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在1937年9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史前史考古学会第一次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会议后，在西亚各地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游历，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取消了去中国念头的宫崎，在法国平静地度过了研究生活，延长了在当地的停留期后，取道美国于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结束了两年半的生活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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