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两周之后，由于以近卫文麿首相为总裁的东亚研究所，被设为了直属内阁的国策机关，而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是其附属，所以宫崎的生活开始忙碌起来了。自在外研究归国后，宫崎发表了汉代西亚地区的地名考证的论文《条支、大秦和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作为京都史学研究会的代表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并作了名为《羡不足论》的公开讲演，这个讲演次年被稍加补注以并以《羡不足论——中国的奢侈变迁》为题出版，将近二十年后又录进了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里，作为自信的代表作置于卷头，改名为《中国的奢侈变迁——羡不足论》。
次年的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知识丛书》上，发表了以《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为题的著述，把毕业论文以来所关注的问题都一气写出来了。此作品认为，古代以降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差异的对立，而是有着深层的人生观的根本对立，并且论证了日本是实实在在的朴素主义民族。并且，本书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古代各个时代社会特性的描写也表达了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中国文明发祥地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和二者的密切关联，对以春秋时代及吏细阿的跑里斯时代营建城郭都市生活的关注。本书被置于1976年《亚洲史考证》上卷·概说编的卷头。
宫崎作为在外研究员在法国期间，不光搜集是地图帖和地图，也收集带有东洋气味的铜版画，还利用闲暇时间参观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成果，在回国不久写的《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上，以东洋画给异斯拉慕绘画和西洋怒乃伞刺绘画的影响做了具体的论证。之后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绘画和东亚的影响》和1970年写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做了18世纪法国的绘画是社会全体对中国感兴趣的时代的论述。
在1941年刊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编《纪元两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关于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上，宫崎就日本和中国盛行的毗沙门天信仰的起源，做了是伊朗的拜火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米韬拉神（疑是否即阿胡拉·马自达神——译者注）的推测。在这篇文章里，宫崎提出了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的视角，作为对外研究的成果，从宫崎去世后残留的原稿中，《昭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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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稿》中记载的《天主堂考——就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可知，它是在 “一·二八事变”前写的草稿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增补改定而成。
当时的宫崎，重点关注中西交通史。但是，由于在隶属于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的东洋史研究室工作，受到主任教授兼京大总长羽田亨的委托，作为助教的宫崎也需要分担课题，从事清朝的官吏录用制度和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况转向恶化的1943年，宫崎关于日中交流史的随笔论文集《日出国和日暮处》和作为学位论文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出版，次年5月升为教授。9月，赴西亚旅行的第一部和作为日本人最初接触到的西亚史概说的第二部的《菩萨蛮记》出版，书中就地中海和日本的濑户内海的比较、叙利亚地方和大阪的河内平原的相同性、古代史中重要的土地权做了崭新的论述。
随着战争的恶化，空袭更严重了，许多同僚和相识的人都应召入伍，抱着成为遗稿的决心写成的关于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的著作刚一脱稿，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即收到了充军的委令书。论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面》还未脱稿，就出征了。战败后半年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细里孜的《东洋文库》时，为了和1963年写成的中宫新书《科举——中国的试验地狱》相区别，改名为《科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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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前的二十年
战败后不久，日本的大学内外极度荒废。到了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教室的地理学教室主任，为了重建此教室，聘请了织田武雄教授。
战争中开始的《大东亚史概说》的编纂，由于战败，自然地停止了。大战余烬还未消去的1947年，安部健夫所介绍的人文书籍的草稿到了宫崎的手上，即《亚洲史概说·正编》。由于宫崎的续写，和安部的决心，最后由宫崎一气呵成又写完了《亚洲史概说·续编》。这个续编和《大东亚史概说》无关，是宫崎独自构想完成的，和正编作为项目的文体迥然不同。
1946年夏，宫崎成为京都大学的评议员，开始负责大学的行政工作，1950年成为文学部长，兼负责教育学部长事务，为教育学部的创设而努力，这一年，出版了两本启蒙书，即《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和《东洋的近世》。这一时期，我国的中国史研究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很大，开始了围绕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展开争论。因此，宫崎的《雍正帝》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瞩目，受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影响写成的《东洋的近世》，被视为时代划分争论的代表性著作，宋代中世说的信奉者在此论争成为论难的对象。实际上，本书是继承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的观点，着笔世界和东洋的交通概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重点论述东洋近世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
时代划分的论争日益激烈，宫崎针对内藤湖南关心之外的社会经济史分期问题，以五代到明清为时代对象,执笔写了一系列考证文章，从而使宋代近世说得到了较大充实。
这些具体论证即：《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的场合》（1948年）为开端，之后又有《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和轻工业的发达》（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和《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1954年）等作品，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了《宋代的石炭和铁》和《关于支那的铁》两论文，才暂时告止。
阐明宋代以后的中国冶铁业兴因利用石炭而兴盛的事实的这两篇论文，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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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宫崎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发表《中国的奢侈变迁——羡不足论》和《东洋的怒乃伞刺和西洋的怒乃伞刺》时即论述过的，从而再次表明了学生时代的宫崎接受了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从1953年作为先辈的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开始，宫崎就跟他学习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和社会，并将成果予以出版。1955年，东洋史研究会的会长羽田亨去世后，宫崎接任为第二代会长。在季刊《东洋史研究》以外，他又创刊了被称为东洋史研究丛刊的单行本细里孜，在这个刊物上首先刊行的就是自己的作品《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本书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在这个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刊上，宫崎刊发来了自己的论文集《亚洲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事，兼任所谓的教养部长，次年，因为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变得激昂，每天都不断地举行对策会议。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二十多年的赴外旅游计划逐个实现。出发之前，为了给退休的冢本善隆祝寿写了佛教史学论集的《中国火葬考》。从1960年8月初开始，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和斯逃库好路慕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四十日后归国。没过多久，接到巴黎大学一年客座教授的邀请，于分校主事任期仅半就辞职去巴黎了。在法期间编写了三百五十页的《世界历史6·宋元》稿子，次年六月回国后在京都大学做了集中讲解。这次，又被委任为哈吧逃大学的客座教授赴美国，次年即1962年7月回国。
在欧美社会度过两年生活的宫崎，对中国史上从古到今对世界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从经济、文化两方面同时着手。因此，不只是单独的时代区分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方法，也主张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1963年对大学院的学生做的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宫崎最初表达这种“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在对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的书评上，根据这种观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次年刊载在《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一文。对所持的“景气史观”，宫崎一生也没有改变。从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开始，到1978年完成的通史《中国史》，到1990年的短编《景气和人生》，到993年3月刊的《全集》第一卷的自跋，宫崎都反复的论述景气史观的本质和世界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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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悠悠自得的三十年
1965年（昭和四十年）退休成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宫崎，除了在罕不路咕大学和保抚慕的路路大学当客座教授外，没在任何大学讲过课。在京大附近的吉田山东麓的自己的家中，除了着手写《论语新研究》、《中国史》、《谜的七支刀》等论著外，还次第出版了随笔集《学习中国》、《木米和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还获得社会上的大力赞助，将旧著予以重新出版。作为三十年的文笔家，他开始过平淡安静的市民生活。在中央公论社刊的《中公文库》中，将《菩萨蛮记》改名为《西亚游记》十余册，在他逝世后还有数册选入了岩波文库和岩波现代文库。
宫崎七十四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论语新研究》，是将儒学的鼻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从古代文献的角度，通过史学的方法进行解读,而不再是将其视为圣典。和吉川幸次郎的译注《论语》从中国文明的传统进行解读不一样，宫崎是试图努力探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的本来思想，所以什么样的立场并不重要。
宫崎关于孔子和《论语》最初的论考，是于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东洋史上孔子的位置》，在翻译到中国时改名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回国后写的，没有标明参考文献，描写了一个时期对圣书的解读，明确表明受法国语言学者、宗教史家唉路奈斯逃·路楠的《耶稣传》（1863年刊）的研究方法影响。通过明快、流畅的文体写出了传记的第一章《世界史上耶稣的位置》。
宫崎十分推崇路楠的宗教史的研究方法，在1944年刊的《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的《五、默罕默德的兴起》的附录中写到的一段话从事实角度进行了评价：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是借用法国大师路楠《宗教史论考》中<默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起源>的研究方法。市面上称为默罕默德传的有很多，但能超过路喃的这个的却没有。
之后的宫崎，开始活跃于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领及《论语》和本格的对立等域的论战。在从京都大学退休前的1964年为文学部东洋史的学生做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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