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11期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迄今为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其他亚洲国家、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为一个超10亿量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32年接近10％的增长，并使约2．5亿人口摆脱贫困，脱贫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这是前所
未有的巨大成就，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前所未有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实现了由原先铁板—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初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经过三十多年的渐进转轨和跨越发展，从总世上看，中国经济的诸多指标已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位臵，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
上—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创造出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放
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满足了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承认个人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入各类激励(包括市场)机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当然，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还包括实行对外开放融人国际社会、地方政府分权鼓励区域竞争及采用渐进改革体制平稳转型，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获利(松释了参与性约束条件)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进一步经济发展。
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动态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其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是由于市场的力量是从无到有，“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一样，在婴儿时期，家长的抚育、引导、帮助(甚至是干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孩子逐步长大，这种来自家长的介人就需要逐步减少，让孩子独立和自我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同样需要逐步减少这种来自政府的家长式的干预和约束，理应让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更多的作用，这理应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一些短识者、短视者
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臵、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比如，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分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作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政府规模及其对于经济的介人，有可能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改革开放的长期导向弄反，使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蹒跚。
二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有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导向是相违背的。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保八”任务，但是其代价也是不菲的，以巨额经济刺激和政府强力干预所导致的后果是：当前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以及深层次经济结构的更进一步的扭曲和制度障碍的加大。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短期内也不能立即下降很多，因为在社会保障机制迟迟未健全的现状下，传统的依靠大量低成本劳动投入和巨大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式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其必要性，否则一刀切地拉低经济增长率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
尽管如此，从长期看，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永远保持8％以上这么高的增速。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步放缓，应是一个渐进下调的过程。届时，如何实现达到长期平衡增长轨道下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社会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当下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满足人们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增加经济效率，最终让市场有效。
反观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宏观调控频繁，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使得市场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扭曲，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用多了不好，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是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还是应当采取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赫维茨等从经济自由、创新、信息和激励等方面论证市场最优性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从经济自由导致资源有效配臵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了市场而不是政府最能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哈耶克从所需信息量大小的视角，论证了市场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而赫维茨则给出于—个分析不同制度优劣的统一框架，
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导致资源有效配臵的经济机制，并提出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要采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从“道、势、术”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道”即基本原则、客观规律、正义，必须遵循；“势”即指环境、大势、气势、优势；“术”即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中国经济改革首先要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客观规律，这是大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国内外现实发展环境，善于取势、借势、树势，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经济短
期治理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需要标本兼治，短期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使长期深层根本问题恶化；忽视长期深层根本问题，可能使短期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形成新的藩篱。所以，应该理性看待经济增长，不能为了短期的保增长目标，延宕深层次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机会，应该在经济基本恢复常态的情况下，认清和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第一，重政府轻市场，深层次改革滞后。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发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