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政府不断从本不应该管的地方退出，使得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一些人便将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导向当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精髓，使得政府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抓着不放，该管的许
多事却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越来越多：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人，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限制。而由于政府主导所致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也导致民营企业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
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有关。比如，政府与民争利、行政干预增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机会不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和违法乱纪屡禁不止、利益集团影响变大；其他如社会诚信危机，教育投入严重滞后，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增多，社会结构不稳状态有扩大化趋势，等等。
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改革已然越过普惠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难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政府由于高度介入经济而形成的
自身庞大的利益存在。这使得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少。很多人沉湎于过去改革的成功，停滞于过去发展的经验，殊不知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成功并不必然确保未来的成功，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经验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在此背景下，要确保改革深入推进，更需要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
第二，重国富轻民富，市场作用欠发挥。政府与民争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税收增长居高不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保持lO％以内，而同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则接近20％，近些年两者之间的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二是政府的发展型属性过强。政府依然在许多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臵作用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市场利益主体，挤压了居民的市场激励收益机会。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转手以商业化手段拍卖，形成极为普遍和巨额的地方土地财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靠垄断利润过得很滋润，而一旦发生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人为压低，使得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及决定收入分配三个基本作用被严重扭曲，等等。
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倾斜，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一是
导致中国国内消费总上不去，只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有48％，不但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超过80％)，而且也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2008年巴西是80．9％，俄罗斯是63．7％，印度是67．1％)。即使是追溯到主要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阶段看，中国的消费率也是偏低的。二是使得与制度性利益冲突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官民矛盾，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社
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中国早期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和民众福祉就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实现国富民也富的根本出路在于，在降低税赋、还富于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有论者将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归结
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转变。但如果不将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国民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难以有效弥合，将损及—个有效制度安排所应满足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条件与激励相容条件，不利于社会和
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产权的视角切人，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
第三，重发展轻服务，政府定位不准确。这一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相互耦合。如前所述，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的倾向，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臵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一方面是政府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
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居民的福利收益。近年来，中国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虽逐年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仍非常小。比如，2009年，国家财政支出为76299．9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0437．54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6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3994．19亿元，环境保护支出1934．04亿元，四项支出总额仅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0％左右。
实践也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都与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和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有关。
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从这个意义上
看，民富的内涵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对拾理。
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作出重大转变。 〃 三
基于以上对于中国经济“三重三轻”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的分析，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要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切实有效地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
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