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王铭玉
摘 要: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关键词:符号学 语言文化研究 对话关系 符号域
作者王铭玉,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哈尔滨 150080、天津 300204)。
近几十年来,国学、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文化研究(studyofculture)的热潮分别在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兴起,这既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应,也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对传统与当代之间联系的探寻,更是民族国家之间相互认知和对话的基础。与此相符,在学术层面上,近年来文化研究也在迅速扩展,其中从语言切入文化的语言文化学就是突出的一例。作为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语言文化学①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汉语界学者直接在语言文化学或文化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俄语界学者常常把它看作是语言国情学的延伸,英语界学者往往把它与人类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放在一起研究。总的说来,上述各方的研究富有成效,对推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既往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缺憾,比如: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描写研究多于阐释研究,经验研究多于客观研究等。究其症结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方法论的制约,或者说是观念的束缚或视野的局限。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来探索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可行之途,具体说就是以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和基本思想(模式化体系、对话关系、符号域)作为依托,从总体上对语言与文化作探索性考量。
可能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选择符号学的视角?道理一:符号学具有“精确化”性质。随着自然科学、数学、医学逐渐成为严格性科学后,其他科学改善“经验科学方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全面加强,几乎一切学科中
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06JJD740009)的阶段性成果。在成文
及修改的过程中,白春仁、金亚娜、郑述谱、夏忠宪四位教授及郭小丽、陈勇两位博士后先后给予了许多有益的学术建议和具体的修改意见,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也审阅了全文,在此一并致谢。① 汉语界学者多称之为“文化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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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话语都在经历着精确化的过程。符号学的主旨是解决认知模糊问题,它无论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是这一统一趋向中最突出的现象。语言与文化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在这个领域内,延续三千年的人文思维模糊性引生了符号学应用的必要性。因此,“符号学可以比喻作显微镜、解剖刀和缝合器,即在此三个功能上为人文现象表达的清晰化目标服务。”①道理二:符号学具有“跨学科”性质。在历史上相当一个时期,在自然科学的狭义理性原则下,人文学科内部之间也分野明晰。而当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特点是跨学科的统一性和综合性方向,此时的学科间区别主要是科学对象和科研运作步骤的不同,但研究方法的互借蔚然成风。可以说,这一诸学科之间的互动性正是19世纪中叶以来延续了百年左右的学科分化和深化之后的“反动”。符号学正是此时应运而生的一个产物,虽然其思想可以远溯上古,但它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当代人文学术跨学科潮流中出现的。特殊的跨学科背景以及特殊的跨学科方法给语言与文化研究带来启示和影响。道理三:符号学具有“普遍化”性质。符号学的“普遍化”可以被描述为符号学在社会学的、文化的以及学术理论诸层次上的学术实践。广而言之,符号学普遍化意味着不同学科以及拥有不同学术修养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寻求对
②道理四:话与合作,符号学尝试为不同学术语言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概念“公分母”的作用。
符号学具有“比较”的性质。一方面,符号学是由文化和思想现象中一切“符号学因素”组成的系统,其运作在性质上是比较的;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符号学既指其内容遍及各学科,又指其方法来自各学科。
众所周知,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社会与人文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现代哲学(如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和现代语言学(如普通语言学、语义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这四大来源不仅直接构成并包括了符号学的一些相关内容,而且与符号学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和正在成为当代符号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内容本身。今日的“符号学研究既是当
③广义而言,符号学属于“比代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符号学研究普遍化的一个结果”。
较学术研究”范畴,它的基本特点是包容各个相关学科,涉及认识和方法各个方面,基本性质是超越了各种学科的固有范围,从材料、方式、风格到评估标准。因此,比较学者需要超越主流学科框架去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比较空间,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比较研究的符号学恰好可以在其中处理一些涉及全局性、关系性和应用性的问题,从而充分体现更高的分析性和综合性功能,为语言与文化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一、系统论思想的启迪———以文本研究为核心
系统论思想认为复杂事物的功能远大于其组成要素之间的简单加合,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主张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整体性,因为它有一套独特的民族语(如汉语、俄语、德语等)和思维定势,反映着该民族特殊的世界图景。除此之外,各种文化门类之间也
①
②③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参见李幼蒸:《符号学的认识论转向———从自然和文化世界中的记号到学术话语的语义学制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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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宗教与哲学、哲学与伦理、伦理与文学等之间的学理思想都是相互渗透的。正因为民族文化具有整体性,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施宾格勒(O.Spengler)、甄克斯(E.Jenks)、汤因比(A.Toynbee)、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等人才能够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毫无疑问,文化是最重要的信息系统,也是多种符号系统的集大成者,而民族自然语正是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文化与语言既然是系统的结构,它们两者的关系,应从宏观上整体把握。这样,语言的研究会被纳入文化的整体结构之中,扩展为文化本体的研究。因此,语言文化的研究是整体的又是系统的,如果只把目光聚焦于某种现象,就容易与语言和文化母体脱离关系,最终可能导致语言文化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支离破碎的局面。“整体”观念至关重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这里也不失为至理名言。
纵观近30年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学者在精细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研究内容比较零散,除去对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范围进行探讨外,大部分研究主要是挖掘语言中反映的文化积淀,比如,语词中反映的文化内涵,人名、地名等特殊专名中的文化因素,数字文化、汉字文化、词汇结构与文化、句式与文化等,大多语言单位脱离了具体语境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大时段”(большоевремя),①学界对囊括了所有语言单位的文本以及文本生成的文化背景却鲜有涉及。而从系统论的整体观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语言文化研究的核心对象应是以整体性为依托的文本。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是一种语义—语用单位或交际单位,它既可以是独白,也可以是对话,还可以是三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会话;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此时,不管文本以何种形态呈现,一定要在语义和语用上体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由语言研究进入到文化研究,其研究对象也应由单个的词语转向连贯的语言文本。没有这一转变,便不可能把文化与语言这两大信息系统和符号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
(一)文本研究构成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第一要素
作为整体的文本是具有文化特征的各种语言表达手段体系,是社会文化思想和民族风格的体现者。那种脱离开文本语境的分析方式,那种对语言和文化现象采用选择性的、片断性的描写方法是难以揭示语言文化真谛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在讲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强调可用文本一言以蔽之,意谓学术研究就是同文本打交道。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着重指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整体功能的载体……在该意义上,文本可被视为文化的第一要素。文本和整体文化及其代码系统的关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同一个信息可以是文本、文本的一部分或文本丛。因此,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可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如同一个文本丛或`1830年俄罗斯小说'这一统一文本的一部分。”②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样说明“文本”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作品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有关史实的关系,却相对忽略了作品的特性,客观上造成了对“文本”的遮蔽。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批评史上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向:中国的文学批评将
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赫金提出的大时段理论本质上强调了“整体性”和“对话性”。在他看来,只分析文本生成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还远远不够,必须将文本置于历史文化长河以及多种文化对话的背景中
分析,这样方可揭示文本的真正内涵。参见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石②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2—392页。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Петербург: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0,с.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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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了文本,批评的焦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作家转向文本,强调以文本为中心。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也随之改变,作为“文本”的作品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探讨文学作品在“说什么”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更强调的是考察文学文本“怎样说”的问题。
由此可见,将文本作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单位,进而探讨语言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映照关系,有利于从宏观上呈现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价值。
(二)文本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符合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要旨
洛特曼认为:“把某类现实转换为某种文化语言,把它变为一个文本,即变为以某种形式记
①值得注意的录下来的信息,并把这一信息纳入群体的记忆中,这就是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
是,作为一个符号学者,洛特曼把“文本”的含义从自然语概念扩大到文化符号,因此“文本的概念也从文字作品扩大到一切文化事物。这样一来,一部电影、一幅绘画、一首歌曲、一场舞剧、一个故宫、一个春节、一场祭祀、一个事件,都因为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而成为文化文本。”②由此可见,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本”概念不尽相同。符号学的系统论强调世界的整体性,把每个系统看成是某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整体是局域整体,部分总是限定中的部分,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状态之中。所以,不仅要加强文本的研究,还要把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下去研究,既有对文本的语言方面的诠释,还要把文本还原到它所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即从构成性的实体实在论走向生成性的关系实在论,从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视角进行开放式探讨,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解读把握文本,达到语言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相互解读。以中国诗歌为例。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声调模式、韵律体系、意义要素各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从符号文本的角度把诗歌的音义整体对仗拿来进行分析。如果一首诗通过诗人用笔写在纸上或吟诵出来而得到进一步的“现实化”,那么由书法形状所表现的纯粹形式的“文本”通过运动形成的声音———音乐文本相结合,最后与同一首诗由文字意义构成的文本合力形成这一综合的诗歌组合体。李幼蒸曾对中国诗歌文本结构做过符号层次探析,认为诗歌结构可分为四个层次:S1—读者心中的感性意象;S2—对S1的形式安排的感受,即材料的形式安排所产生的心理
③效果;S3—对S2的类型形式的进一步的情感反应;S4—S2和S3产生的审美的形而上的精神。
其中,S4层次是诗歌艺术的最高理想,但诗歌机制从未有直通S4的途径,这个“形而上”的层次必须以前三个层次作为其“物质化”支撑物,四个层次部分重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从符号学出发可对中国诗歌模式有一个大致的勾勒:中国诗歌的功用是意志与情感的艺术表现,而为达到这一目标,诗人追求最大效果的形式机制,以表现心理的和形而上的世界,这也是中国诗人之所以喜欢对艺术属性进行空间—共时性安排和我们建议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研究应该注重描述这种文化表意模式的原因所在。
(三)文本研究契合系统论的整体观
巴赫金认为:“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④显然,“整体
①②③④
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397.
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83页。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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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已成为巴赫金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他曾用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①巴赫金分别通过对俄国形式语言学、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长篇小说“艺术形式
②洛特曼的研究与此有相同之处,他认为,任何独创性”的分析,构建了自己的整体性批评观。
一个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文本系统都是与时空中其他文化文本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每一文化经验中的文本并不只体现一个代码,而是受多重文本关联体中诸多复杂的代码系列制约。即使一个时代的代码极其重要,也仅作为一个主代码而存在。正像文学文本中的情况一样,文化语
③总之,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要求把文法也是天然语言的和非天然语言的各种代码组合的结果。
学作品的语言分析和内容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对作品的批评中,形成多重辩证统一: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④符号学家对文学文本的整体性批评分析模式有利于拓展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系统观思路,为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模式。
二、信息论思想的反映———关注信息的传递过程
信息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度量、传递和变换规律的科学,是研究以最佳方式解决信息的获限、度量、变换、储存和传递等问题的基础理论。信息论一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1)狭义信息论———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2)一般信息论———主要研究通讯问题;(3)广义信息论———不仅包括狭义信息论和一般信息论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领域,如符号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心理学、文化学等。符号学是较早尝试运用信息论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学科,而语言文化现象的阐释与信息论也密不可分。
(一)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焦点是变化
在信息论看来,“信息”是指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这种交换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此相适应,语言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一个把熵转为信息的最完善的机制,其功能是储存和传递非遗传性信息。换言之,为了保存信息并且得到新信息,语言文化会不断编制出最有效、最紧凑的方法,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⑤把它们从一个符号系统译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中。这里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实际上与不同类型的文化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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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403页。
参见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参见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02页。参见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信息论创制了一个著名的模型用来描述通讯过程:信源※编码※调制※信道※解调※译码※信宿。根据这一流程图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信息是在事物的运动中生成的。其起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存在的事物发生了相异,二是不同的事物发生了相似,它们共同构成了信源的主体。信息由信源产生并发出,经编码、调制变换成符号形式,通过信道传输,再经解调、译码转换送达信宿,又将符号还原成信息。参见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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