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文本之间的翻译过程相类似。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既可以“翻译”成自然语(即用语言描述),也可以“翻译”成雕塑作品;《红楼梦》既可以“翻译”成电视连续剧,又可以“翻译”成连环画。再以西方的语言和诗歌比较为例。从事过诗词翻译的人都有一个有趣的体会,在把一首西文诗词译成中文时,比把一首中文诗词译成西文时所失去的诗意要少,这是因为每个汉字比其大体上相应的西方字词所包含的语义可容性和可变性要大。此外,汉语词汇中存在的歧义和多义情况也比西文词汇要多。这说明汉语的语义结构预先决定了中国诗学的丰富象征性,我们不应低估汉语文本与其他符号体系之间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变化。以此类推,我们在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研究时,要注意观察语言文化现象的变化,应该把信息在传递前后的变化作为关注的焦点。
(二)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存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一道最大的障碍,当不同的语言文化呈现出共同的一面时,利于交际的正常进行;而当不同的语言文化呈现出相异的一面时,摩擦碰撞不可避免,交际失误随之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如火如荼;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文化摩擦和碰撞现象屡见不鲜,人们呼唤着语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成功的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往必然以平等为第一原则,基于此,语言与文化研究者不能预设文化的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不能秉持夜郎自大或自惭形秽的民族文化观念,而应以求同存异作为研究的原则,即“着眼世界文化的共性,
①语言与文化研究,寻找不同文化在建构和运作上的普遍规律,进而考察各种文化的民族个性”。
尤其是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语言文化学应该把重点放在存异上,放在解决摩擦的问题上。比如,在俄罗斯人的理解中,“龙”的文化伴随意义和我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如果不加释义直接译成俄语可能会引起误解,甚至有碍交往。因此,早先有人建议音译是不无道理的。当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俄罗斯人也在逐渐接受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所说的“龙”的含义。再如,在天主教的西方宗教文化中死后之生命分为三区:天堂、炼狱和地狱。与此相应,人间生活也可划分为三类行为:绝对圣洁、绝对罪恶和二者之间的中间类型,后者在经受炼狱考验后可获救升等。反观俄国文化系统,死后生活就划分为天堂与地狱,无中间区域。在人世权力活动中亦只有神圣与邪恶之对立,无中立区。在俄国历史和思想史上存在一些突出的二元对立观念,如“俄国与西方”,“基督教与异教”,“真信仰与假信仰”,“知识与无知”,“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等等。因此,我们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俄国文化的文本比较分析时,要关注不同民族文化思维传统的差异性,关注文化参与者价值观念的表现及其在文化中具有的意义。换言之,信仰和价值观念成为文化表达面的成分,其深层意义则成为符号学的内容面上企图揭示的东西。
(三)语言与文化研究应关注新的文本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数量是其重要的参数。“任何一轮信息过程都是从已知向未知的延伸。这一过程的能量—效应理据是:语用主体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已知信息的能量付出,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未知信息的能量投入,因为未知信息相对于已知信息能给信息主体带来更多的信息效应。”②
①②
白春仁:《符号论与文化比较》,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吕公礼:《语用信息论与语言信息传播文化形态》,《外国语》2002年第4期。
·162·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洛特曼曾尝试运用信息理论来阐释语言文化现象。他对信息的传递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从信源到信宿,虽然可以用算法推演的方法得到一种结果:信息内容从头到尾既不发生质的变化,也不发生量的变化,即接收者对文本进行解码并得到初始信息。但这只是理想化的情况,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因为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止的均匀平衡机制,而是二分结构,即有序的结构对无序的结构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结构……文化域中来自外部的文本增加,有时是文化发展有力的刺激因素。”①“如果我们将文本T1从语言L1翻译到语言L2,出现的文本T2在逆向翻译时,得到了初始文本T2,那么我们将不把文本T2视作相对文本T1而言的新文本。”②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信息的完全可逆传递,无论是信源还是信宿,它们得到的是同一个原始文本。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只有在自足的单通道系统中才有可能出现。比如,全世界通用的红绿灯交通信号就是没有任何歧义的符号系统。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人类文化系统,必然面临“一致性”和“背离性”的问题,前者源于主体能力的有限性,后者则着眼于信息效应的无限性。也就是说,对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者而言,初始文本和接收文本有可能相对一致,但更多的时候由于缺损和增生,“背离性”客观存在,而正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了文本的创新机制,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研究者应关注那些不能完全可逆的文本(即信息出现差异的文本)。首先我们来观察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使用同一套代码时的情景。比如,我国古代《诗经》的白话文译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今译作品,古罗斯经典之作《伊戈尔远征记》的现代译文,虽说同语译作都能“达意”,但与原文相比,总感觉有一定的缺损或增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新的文本。
三、模式化体系的运用———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
符号学认为,人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符号建立起来的,即人通过符号认识世界。符号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也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人类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条件。符号体系代表着人类创造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替代物,是再现周围客观世界的一种模式,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和认识,所以说,符号体系被称为模式化体系。洛特曼是以模式化理论研究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的符号学家。他把“语言”分为三种:(1)自然语言(例如俄语、法语、捷克语、爱沙尼亚语);(2)人工语言,如科学的语言(科学描述的元语言),常规信号语言(如路标)等等;(3)第二语言(第二模式系统)———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自然
③自然语言是对生活的第一次模式化,是第一模语言平面之上的交流结构(例如神话和宗教)。
式化系统。它不仅是最早的,还是最强有力的人类交际的体系,它是人类描绘世界的语言图景,人类用语言提供的模式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在所有符号系统中,历史形成的各民族的语言被称为第一模式化系统,而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模仿语言的结构(组合轴和聚合轴)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被称为第二模式化系统。它研究的是不同文化门类的语言,如风俗、仪式、神话、法令、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以及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种门类及各种科学,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类语言称为文化语言。
①②③
ЛотманЮ.М.,Семиосфера,с.506.
ЛотманЮ.М.,Внутримыслящихмиров.Человек-текст-семиосфера-история,М.:Языки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6,с.15.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2页。
·163·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仿造第一模式化系统构建的第二模式化系统,与前者具有本质上的同源性和同构性,而正
①两个模式化系统的同构性特是这些结构更为复杂的第二模式化系统组合成了统一的文化语言。
征为语言与文化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有利于更为科学系统地研究语言文化符号。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研究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语言,即把文化语言看作是服从于普遍结构规则的符号系统,从而运用第一模式系统研究中富有成效的概念工具,例如语言和言语、组合和聚合、共时和历时、内部和外部、文本和结构等来研究自然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关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深入探讨文化语言现象的结构及其内部的规律性。比如,文化型态的描述就可以用语言结构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文化史被看成一聚合轴系列,而每一文化型式都可配以一定符号并使其具有符号的特性。这些符号和符号特性组成了不同层次,诸层次则结合为等级化的聚合结构。此外,每一层次的成分被归为几个基本系列,此时其他层次上的成分则被归为它们的定量的变体。因此任何概念对另一层次上对应的语义成分概念的关系,原则上可被精确化和符号化,甚至可用数字模拟。于是但丁的地狱相当于维吉尔②的宇宙下界。但丁《神曲》中的空间数目等级结构与罪恶的道德等级结构呈同构关系。对他来说,淫荡、贪食、贪财、奢华、暴怒、不敬、暴行、欺诈、背叛,不是不同种类的罪恶,而是不同程度的同一种罪恶或其诸变体。罪恶于是成为违反道德平衡的因素,一切道德偏离均与种种程度的罪恶相对应,因此可用数字或符号关系表示。当然,文化语言和自然语言分属不同的模式化体系,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还需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系统,它是一种基础性工具,是所有文化语言的基础;而文化语言是第二模式系统,是派生性系统,作为一种文化信息载体,是比自然语言更高级、结构更复杂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自然语言基本上是单语的,而文化语言是多语的,文化内部不同语言符号的互动成为研究文化的关键。鉴于两个模式系统的差异,我们不能把二者混淆对待,否则就会把文化语言变成机械的符号,语言留下了,而文化的意义则被阉割了。
四、对话关系的切适性———注重多元对话
对话主义作为巴赫金学说的哲学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为重要
③“对话主义”或称“对话性”(的核心位置。диалогизм,dialogism)滥觞于巴赫金的哲学人类
学观点,是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理论时提出并在研究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加以阐发的。巴赫金认为,陀氏小说从整体上可以说处处都渗透着对话性,体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平等性”。小说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都有着自己的“言说”权。没有每一个人物对他人、对世界的言说权,小说的“对话性”就只能限
④二是“自主意识”。小说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于意识内部并有导致消弭的可能。
①②
李肃:《洛特曼的符号学文化观》,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第128页。
维吉尔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也是诗人但丁最崇拜的作家。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是史诗《埃涅阿斯纪》(一译《伊尼德》)。维吉尔于公元前29年开始写作此诗,逝世前完成初稿,逝世后由友人发表。全诗12卷,1万余行。叙述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邦国的故事(其后代建立罗马)。《埃涅阿斯纪》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个
③④
人创作的史诗,自问世到现在,一直受到很高评价。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刘坤媛:《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164·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统一意识,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小说正是借此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从而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没有人物“对话性”自主意识,就不可能有
①人物心灵的“微型对话”,也不可能有小说布局上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
三是“积极性”。小说中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不同意识世界的展现,并不意味着作家是消极的,没有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而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给自己的人物以极大的自由,在其想象的空间内让他们以对话的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把各种矛盾对立的思想集中置于同一平面上加以描写,努力营造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状态,而作者的意识则始终都存在于小说中,并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以上这些特征是巴赫金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创造性剖析,它揭示出了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对话的未完成性以及作品众声合唱的复调性特征。
人文科学本质上是对话型态的。在人文科学领域,“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②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有两个重要阶段:“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正是由于理论界内部自由地展开对话,理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中国作家、批评家与外国作家、批评家的对话,才使理论本身的探讨有所进展和突破。也正是在对话与交流中,我国理论界才不断
③21世纪,学界纷纷开始地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逐步摒弃了一些僵化的文艺理论模式。
用巴赫金的学理来分析和阐释文化现象,展望发展趋势,在具体的运用中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巴赫金关于对话关系的论述具体而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更为人们所关注,为语言与文化研究开阔了新的思路。
(一)主体间性理论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主体间性”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主体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正是凭依于这种“间性”的存在。在巴赫金的研究中,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性”的存在,没有他者就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就无法形成对话。事实上,巴赫金在理论构建和研究实践中都始终秉持着这种基于“间性”基础之上的“他性”思想。“就研究体裁而言,他在长篇小说与其他体裁间进行着对话;就研究作家而言,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及其他作家间寻求着对话;在研究观念上,他在俄罗斯与德国哲学及其他西方思想资源间寻求着对话;就研究目的而言,他在文学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间,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间寻求着对话;他研究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也试图以此进行自己与作品人物、作者及其他研究者的对话。”④巴赫金开放性、相对性、包容性的对话立场以及对独语策略的消解应该引起语言文化学界对自身存在境况与发展路向的反思,语言与文化研究必须谋求不同话语系统及文化体系的共存,一方面要立足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间性”和“他性”特点,全面考察二者在结构、单位、体系、规则、意义等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补足的对话关系,看到下列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文化这个“他者”,否则只能是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而文化离开语言这个“他者”也容易脱离载体,难以形成章法,有可能会行之不远。因为“批判与文化理论的重大进展,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⑤只有当语言和文化互为他者并真正发生对话时,
①
②③④⑤
刘坤媛:《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72页。
李洐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文史哲》2001年第2期。蒋述卓、李凤亮:《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原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65·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3期
才有可能会双向共赢。另一方面要重点把握语言文化学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间相互交叉、相互协同的对话关系,关注“互文”性的指导意义和边缘学科的关联意义。
(二)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和语言与文化研究
“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它被巴赫金看作是对话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我们知道,当今人文学者所面对的最大的、最复杂的“异质话题”分别源自东西方两个差异较大的文化谱系。在处理“异质”的问题上,东方与西方学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学术心态,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很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个文化谱系内部,由于学者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思维习惯和学术理念,其立场与对策也颇为不同。此时,巴赫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因为他所提出的对话思想充满了对“差异”的认同观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理论所表现出的宏观的和深层的观照立场对当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复调”概念借自音乐创作中的“复调音乐”,指多声部的同步进行。把它运用为小说形式原型的譬喻,是巴赫金的一个原创,是巴赫金对话小说理论在诗学中的应用性变体。巴赫金借此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新的话语类型,指出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原则上超出了个人意志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①显然,复调概念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小说叙事学的概念,因为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解读有他自己的美学语境,他从小说语言入手,关注的却是小说语言的人文精神。巴赫金“复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启示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该理论体现的自由性与独立性精神来考量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在我们的很多作品中,读者通常看不到主人公独立、自由的意识与思考,能触及到的只是主人公在作家的笔下,确切地说是在作家的意识支配下去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完成一个框架下形象的再现。这种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平等意识的忽略。要知道,读者需要的不仅是主人公生命个体的延续,还需要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延续。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他者与世界在自我心中的意义,从而让读者感觉到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存在。再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语言文化学的学科定位。关于这一问题,历来有本体说与关系说之争:汉语学界倾向于把语言作为文化模式和文化符号来研究,②侧重于研究语言的文化本质、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俄语学界侧重于研究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将其界定为“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关
③这里暂且不去讨论上述观点正确与否,但可以确定的结论是:系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应
考察语言与文化共生共进的关系。借用巴赫金的“复调”概念,语言与文化都是人类发出的“独立的声音”,二者均结合在“符号思维”这一统一体中,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特点。而放眼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复调理论告诉我们,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需要相互映照、相互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呈现自身的特色,正因如此,语言文化的跨民族比较是外语界语言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①②③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27页。
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赵爱国:《语言文化学论纲》,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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