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由比较政治学者卡赞斯坦、罗戈夫斯基和古雷维奇开启,而国际政治学者基欧汉等又极力倡导的跨越国际-国内的研究路径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90年代成为“IO学派”的一个极富生机和活力的研究热点,而且推动了IPE逐渐向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的转变。
强调国际-国内的跨层次研究也是IPE与传统的安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典型不同,因为相比于国际安全关系,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内社会的特殊利益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社会行为体在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家对外经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安全作为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几乎完全由国家垄断控制,因此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者通常依然愿意坚持国家一元的假定,而在理论建构中避免涉足国内政治。
在这种跨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下,“IO学派”逐渐形成了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研究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是为“由外到里”的线索;另一条是研究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是为“由里到外”的线索。前者兴盛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高潮时期,这些研究特别关注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国内制度建设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国际体系的塑造。而后者一般是经由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环节,故而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从事这两项工作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既有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也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们活跃在国际与国内的交叉地带,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开创了全球政治经济学(GPE)研究的新天地。这构成了“IO学派”在冷战后时代最重要的发展趋势。
三 从国际到国内:国内变迁的国际根源
早在1978年,彼得·古雷维奇就以“传统的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分野正在消失吗?”的疑问作为文章的开头,提醒每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要注意“国内政治结构射向国际关系领域的那只箭”,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他的比较政治学同行,因为它强调的仍然是“国际关系射向国内政治的那根箭”。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彼得·古雷维奇对肯尼思·华尔兹分析国际关系的三种意象(threeimages)进行改造,提出了“颠倒的第二意象(thesecondimagereversed)”,强调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有两种体系层次的力量在塑造“单元层次”的结构,一种是国际权力结构,另一种是国际市场环境。“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 ?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二者必须被视做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
后来,根据“颠倒的第二意象”,罗纳德·罗戈夫斯基成功扩展了经济学中的斯托
尔普-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模型,提出了国际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著名假说:扩大的贸易开放会削弱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进一步支持自由贸易;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这一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国际因素(即国际贸易的变化)与国内政治结构(主要是政治联盟)变化的关系。
由此可见,就在IPE和CPE分别作为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个新的研究领域诞生之时,就有一批学者开始以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为轴线,努力把世界经济和国内利益联系起来,探讨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的相互影响。而这种趋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都从体系层次全面向国内层次回落而显得更加明显。不仅IPE和CPE出现了融合,政治学下的三大学科分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出现了综合发展的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权力结构的瓦解,国际力量介入并影响国内政治势头更加明显,并引起学者更加密切的关注。由古雷维奇所开创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的研究路径,成为“IO学派”的热点。托马斯·里瑟·卡彭(ThomasRisse-Kap-pen)等人考察了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而一直致力于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关系考察的基欧汉和他的学生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领导并主持了一项集体研究,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了新的政策偏好与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这项著名的集体研究的参与者既有国际关系学者也有比较政治学者,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新时代,国内政治变革已经深刻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传统地将国内政治研究孤立于国际体系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
而第三代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J.Hiscox)则在罗纳德·罗戈夫斯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际贸易如何导致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分化组合。他认为,国内层次的要素流动程度是解释由国际贸易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冲突类型的关键变量。他对六个发达国家的国内要素流动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认为,当要素流动程度较高的时候,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就更可能出现;而到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低的时候,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冲突则更容易出现。在希斯考克斯的研究中,他将国际层次的贸易与国内层次的政治联盟通过要素流动程度这一中间变量成功地联系起来,
是IPE与CPE的完美融合。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国内政策选择也是“IO学派”的重点研究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最集中的讨论是: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削减还是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开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者必然减少税收、削减公共开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会促使国家增加而不是减少社会开支,因为一国经济容易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加剧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性,政府只能为社会提供更多保障,来维持社会稳定。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孰强孰弱争论的继续和深化。
另外,还有学者关注国际经济关系的扩大与国内人权状况的关系,其代表性人物是第三代学者埃米莉·M.哈夫纳伯顿(EmilieM.Hafner-Burton),他认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推动国内人权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由外到里”的线索主要是从国际经济体系来寻找国内结构变迁和政策调整的原因,它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内容渗入到比较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向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借鉴。
四 从国内到国际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联系渠道就是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部分“IO学派”的学者发展出了国内政治制度和国内社会联盟两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路径。
卡赞斯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制度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不同国家国内制度结构的制约导致国家在面对相同外部压力或外部机遇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外部行为。此后不久,他联合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和比较政治学者,以《国际组织》为学术平台,比较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美、英、法、德、日、意六个国家由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所导致国内政策联盟网络的差异,在诸如货币和贸易等领域,对政府制定和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影响。这项集体研究是对当时已经开始兴起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反动,将国际经济行为的国内制度根源引入研究视野,其关键解释变量虽然是国内层次的,但在国际关系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项经典研究。
之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成为“IO学派”的重点研究领域。曾经提出“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古雷维奇根据“正立的第二意象”从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来
探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奠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社会联盟理论的大厦,而至于对外经济政策联盟的组织和形成,根据不同的研究又分为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和以行业/部门为基础的联盟。至此,从国内层次解释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种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它们将20世纪70年代“IO学派”的代表性理论霸权稳定论所忽略的国内原因纳入到IPE的研究中来,从而推动了IPE的研究层次从体系层面回落到国内层面。在卡赞斯坦的集体研究时隔十年之后,以伊肯伯里、莱克和马斯坦杜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再次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组织了一项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集体研究。比卡赞斯坦将不同国家的国内结构简单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更加细致一步,他们大胆向国内层次突破,通过细致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和不同的时间段,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美国这一个国家,但却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为第二代学者的兰德尔·亨宁(C.RandallHenning)则专门聚焦于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他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国际货币决策过程和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三国国内经济结构以及政府制度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银行界-产业界关系和央行独立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三国在对待国际货币政策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区别。美国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产业部门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获得大量直接融资,因此,美国经常忽略了国际货币政策的利用;而德国和日本是“以信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银行和产业界具有紧密的利益关系,所以它们相对积极地利用了国际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护国家经济的竞争力。这项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比较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从理论的精细化程度而言,亨宁的研究已经较卡赞斯坦的研究要胜出一筹。
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国内制度路径的学者开始更加具体和微观的制度研究。比如,许多美国学者重点关注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不同政党控制的分立政府
(dividedgovernment)和总统国会由同一政党控制的一元政府(unitarygovernment)的轮替是否会对贸易政策构成影响。其代表性人物就是莎伦·奥哈洛伦
(SharynO.Halloran),她认为分立政府的制度结构延缓了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进程。这项研究结论得到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和彼得·罗森朵夫(PeterRosendorff)的支持,他们都认为分立政府影响了国际贸易谈判,妨碍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除了单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外,不少更加雄心勃勃的学者还试图从国内层面解释国际经济合作与冲突的原因。 “IO学派”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乔安妮·高
娃(JoanneGowa)认为国内政治对于国际机制维系至关重要。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例,认为尼克松政府内部在获得管理国内经济所需要的政策自主性这一目标上所达成的共识,以及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决策制度是导致当时国际货币机制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而贝思·西蒙斯(BethA.Simmons)认为20世纪20～ 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混乱,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各国内部的政治和制度缺陷是解释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原因。
在这一时期,不少学者特别关注政治民主化改革如果影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进而塑造国际经济关系。有学者通过系统的数据和实证考察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降低贸易壁垒,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还有些学者将政治制度变迁与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关系从贸易领域延伸至投资领域。这些研究总体上试图证明,在民主化与经济开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民主化程度越高,对外经济壁垒也就越低,也越有利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使得“IO学派”内部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成果:民主开放论,在与国际安全领域的民主和平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面对制度和社会两种视角,海伦·米尔纳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尝试在制度和社会之间进行整合,并辅加了信息的分配这一新的变量。在她的引导下,私人利益如何通过国内制度加总为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s)成为此后“IO学派”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共同出发点。
总之,“由里到外”的线索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可视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借鉴。
五 全球政治经济学与
“IO学派”的研究前沿
根据上述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加剧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的发展始终被两个根本问题驱动着:第一,国家为何、在何时以及如何开放它们的边界,允许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这个问题中,经济开放是因变量,而国内政治是自变量。第二,国家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了个体、产业、地域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竞争?在这个问题中,国内政治是因变量,而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是自变量。
但无论是“从国内到国际”还是“从国际到国内”,都只停留在单向层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更加大胆地开拓国际与国内互动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