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研究路径淡化了“国际”与“国
内”谁是第一动力的问题,强调两者的相互影响,因果链条也更加复杂。海伦·米尔纳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将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它们都是经济霸权缺失而导致经济混乱的时代,但一个主要不同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要大大高于后者,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能从稳定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收益,从而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并没有向20年代那样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在海伦·米 尔纳的研究中,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继而又影响了国际经济体系。
同样是研究贸易议题,第三代学者迈克尔·吉利根(MichaelJ.Gilligan)通过研究美国的单个个案认为,国际层次的互惠贸易谈判能够动员国内的出口商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游说行动,从而使得互惠的自由贸易政策比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容易推行。与米尔纳强调静态的国际体系环境不同,吉利根强调国家互动策略的选择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而又导致了贸易政策的成败。
而建立在“双层博弈”基础上的“双面外交理论”同时考察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际与国内双重力量,成为考察国际与国内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连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进行跨学科整合的仅有的备受瞩目的理论成果之一。
表1致力于国际-国内跨层次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在上述研究的推动下,国际-国内跨层次的研究路径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IO学派”的最主要研究路径(代表性学者见表1)。他们努力将IPE和CPE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体系的分析中,或者将国际经济环境纳入到国内政治的分析中,形成了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它又
称开放经济下的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OPE)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已经不再具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明显区分,它被基欧汉称为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NewIPE)”。
全球政治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IO学派”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学科概念上的最新归纳和总结。它接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定,但同时在其分析中更加公开地融入了政治变量。它以公司、产业或者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分析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由于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导致了利益变化,制度(包括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如何汇总了它们的利益,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层次的谈判和战略互动,如何导致了利益的分配。因此,在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下,利益和制度是其最根本的两个研究变量,而行为体的多元化是这两个变量发生变化的根本性的背景舞台。 首先,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多元行为体。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位的“旧的”IPE的重要区别,国家(nation)不再被视为“黑箱”,而被分解为国家政权(state)和国内社会(society)的综合,而国家政权又被视为一些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当关于国家的假定被放宽,也就意味着新的GPE赋予了社会私人行为体以重要的意义,同时,一些既不属于国家行为体也不属于国内私人行为体的跨国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NGO)、跨国公司、跨国运动、跨国宗教组织等也成为GPE的重要分析单位。
其次,利益是驱动行为体产生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力,社会私人行为体的利益是GPE的基石。“旧的”IPE更多地关注国家利益是国际经济体系变迁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利益的微观基础,即国家利益来自何方?简言之,GPE认为政治就是利益受损者和受益者之间的游戏,而受损者和受益者的主体不仅仅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再次,制度对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汇总,它决定了行为体之间的谈判规则。在弱制度的环境下,比如国际体系或者“失败国家”中,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后果;在强制度的环境下,比如运行良好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决定了长期的战略互动。“旧的”IPE只关注国际层次上的制度如何约束了国家间的互动,而“新的”GPE把制度分析的触角深入到国家内部,不仅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利益表现是来自于国内社会行为体,而且将国内政治制度视为国内社会利益传达到国家政权层面的中介因素,甚至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挥着相当独立的影响。
最后,当国内制度将国内社会利益汇总成国家利益之时,国家将通过政策工具努
力在国际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而这又必须经过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制度跟国内制度一样开始发挥构造和约束国家利益的作用。
总之,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里,IPE和CPE分别朝各自的领域不断拓展,因为市场天然要求穿透国界,同时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行为体(globalactors)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全球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使得国家间关系已经不能涵盖世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正如罗伯特·基欧汉的评论:“对他们的研究不再属于IPE,也自然不属于CPE”,创建一种囊括国际国内、综合IPE与CPE的GPE也成为学术发展的共同趋向。
在GPE的新框架之下,“IO学派”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前沿,它们成为推动该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核心线索: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制度建设。经济全球化作为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塑造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与变迁,它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必须通过主动的制度改革来应对全球化。
第二,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的理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理论的推进。全球化带来诸如环境、卫生、能源等在内的跨国公共问题的增多,使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难以应对。这导致治理的权威发生了转移,一方面向上转移到超国家的制度,如全球制度和区域制度;另一方面向下转移到省、市等次国家政府;此外,还出现一些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共事物的责任。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供给,它是过去“IO学派”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延伸。
第三,国际经济中的发展与贫困问题。南北冲突和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曾一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IPE“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热点。随着东亚国家通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实现在经济上的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新兴国家实现发展的经验和贫困国家依然不发展的原因逐渐受到“IO学派”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制于国际体系,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逐渐融入了国际体系因素,形成了IPE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即发展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逐渐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案例,越来越多“IO学派”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被认为是能够产生新的理论突
破的重要领域,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学者参与。
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诞生以来,虽然经过了将近40年的演进,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仍然得以维持,如它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本质属性,它对跨学科理论成果的吸纳力以及对演绎方法的倚重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IO学派”在向全球政治经济学转向的过程中融入太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IP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所应该具有的边界,丧失其独特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描述现实的“大杂烩”;同时,“IO学派”的议题化趋势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对既有理论的检验以及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使用复杂方法的问题,而对“真实世界中那些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关注不够,这导致该领域在诞生重大的普遍性理论成果上会越来越有限。这正如“IO学派”中长年研究金融议题的学者本杰明·科恩所说的,“这个领域在提出问题方面比在给出答案方面做得更好”。
六 结语
纵观人类社会知识演进的历史脉络,学科之间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同时取得进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在整体上不断取得重大进步。从1971年至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最主流地位的“IO学派”在近40年的学术演进过程中,也经历了这两种过程。它首先通过找回经济变量,在传统相互分离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经过内部的宏观范式辩论,将作为政治学下学科分支的国际关系学分离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两个专业领域,体现了学科分离的趋势;但随后,“IO学派”在演进过程中,不断与研究国内政治经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靠拢,进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使得在21世纪初逐渐被认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这又体现了学科整合的努力。
在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并融入世界这两个大背景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在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多年中,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翻译引进、学科建设和议题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言,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存在研究队伍薄弱、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对西方学术前沿追踪不够、研究方法落后、在重大研究议题上存在诸多空白点等问题。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水平不仅与国际学术界有较大的差距,也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崛起这一重大国际事件所产生的学术需求。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