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曾晓东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重庆 巫山 404700） 【摘要】近些年来，涉及损害胎儿利益的案件大量出现，学界关于胎儿利益的研究、讨论也从未中断。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胎儿的主体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处理该类案件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导致判决不一。因此，本文将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对如何保护胎儿利益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生命法益 一、案例介绍
某某电视台《说法》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个案例：
2001年7月20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身孕6个多月的王某，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明某的摩托车撞到了的肚子。王某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小佩。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仅有2公斤。她的父母和刚出生33天的女儿便一纸诉状将邻居明某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明某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孩子父母亲的医药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6万3千多元人民币。法院认定了碰撞与早产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在碰撞发生时小佩尚未出生，不具有法律上的“人”的身份。而孩子的父亲吴某，也不是侵权的直接对象，故此，法院判决被告明某赔偿王某医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455元，驳回了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1］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之所以驳回婴儿小佩及其父吴某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小佩在碰撞时是胎儿，尚未出生，不是民法上的人，不具有权利能力；而其父亲没有受到直接损害，当然也不能获得赔偿。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小石头”案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与前述判决相反，法院支持了这两个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法院所援引的判决理由并不是基于“胎儿可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权利能力”，而是调解结案或者采“人格延伸保护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法官难以援用合适的判决理由，从而使此类案件判决不一。所以，胎儿利益的保护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有探讨的必要。
二、相关胎儿保护的立法与学说
（一）各国立法概况
有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胎儿是否为民法上的人，是否具有权利能力？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模式：
第一、总括保护主义。凡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时，视其已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1）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死亡结束。（2）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也才此主义，其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2］
第二、个别保护主义。胎儿原则上是无权利能力的，但例外情形下可以享有权利能力。如继承、遗赠等视为有权利能力。此为法国、德国、日本民法所采。如《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经出生。”第844条第2项之后段规定:“即使在侵害发生时该第三人已被孕育成胎儿但尚未出生,也发生该项赔偿义务。”［3］
第三、绝对主义。即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主体。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采此主义。而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胎儿也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得为民事主体。
（二）国内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学说
纵观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国内学者们为解决实践中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即认为应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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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一书中谈到：对保护胎儿利益来说，总保
护主义最有力，个别保护主义次之，由以第三种主义最次。观之德、日等国,学者尚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利益保护不力,而主张用总括保护主义,可见中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不合时宜,乃毋庸置疑。故建议制定民法典时用总括保护主义,来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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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胎儿利益保护方面，除梁慧星老师主张总括的保护主义外，尹田教授也主张总括的保护主义是最佳选择，绝对主义最不可取。
否定说即主张不应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但持该观点的学说，各自又有不同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龙卫球教授。
王利明教授提出了“依附母体保护说”，即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权利主体资格。［4］
杨立新教授提出了“人格延伸保护说”，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而是从人身权延伸保护的角度解决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客体是人身法益,而非权利本身,所谓法益,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5］
龙卫球教授主张“预先保护说”，认为“传统民法均是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在有关方面对胎儿做特殊保护。”［6］ 三、 关于立法与学说的评析 （一）对肯定说的评析
肯定说，即主张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如前所述，表现为总括的保护主义和个别的保护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以享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如果胎儿无权利能力，其当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此学说的优点在于因其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当胎儿利益受损时，能为法官判案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该种学说中
的“附解除条件说”2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但是，“权利能力说”也有其不足的地方。
首先，权利能力说不符合民事主体立法的思想基础。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即权利能力的享有是以“自然人”这个法律上的“人”存在为前提的，尽管罗马法与瑞士法奉行总括保护主义，赋予未出生的胎儿普遍的民事权利能力，但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只承认胎儿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一切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的思想不符。笔者认为，权利能力的享有不应存在大小或范围的差异，赋予胎儿部分权利能力，的确是可以相应地解决胎儿利益保护的问题，但是为了保护胎儿特殊的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其主体资格，是不必要的。
其次，即便赋予胎儿民事主体地位，也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基于此，学者们又提出了“拟制说”和“条件说”，［7］前者认为可以借鉴“法人”理论，拟制胎儿为法律上的主体，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该说的缺陷在于无法判断何时起算权利能力，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另外，若胎儿出生后是死体的，那么该部分胎儿利益的返还如何操作也值得怀疑。后者又分为“解除条件说”和“停止条件说”，“解除条件说”认为胎儿在未出生时已具备完全权利能力，但胎儿出生后死亡的则追溯其未出生时权利能力丧失；“停止条件说”认为，胎儿未出生时并没有取得权利能力，其出生时追溯其在未出生时取得权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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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条件说”是胎儿权利能力肯定说之中的一种，为台湾地区的民法所采，即认为胎儿在未出生时已具备权利能力，但胎儿出生后死亡的则应追溯其未出生时权利能力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