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600Km2内的公园系统或者绿道网络。查尔斯?艾略特远见卓绝，通过5条短短的沿海河流廊道将波士顿郊区的5个大公园或绿色空间连接起来，例如，通往大西洋和波士顿后湾区的查尔斯河绿道 （Fábos等，1968，pp. 57~77; Newton，1971，pp. 318~336）。
用沿海河流连接绿道的方法成为当今规划途径的先驱。艾略特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景观设计师，他首次提出恢复一片城市滨海区—波士顿里维尔海滩，并且为保证大都市公园系统的实施和管理，一手促成了波士顿公园委员会的成立。（Newton，1971）
除了奥姆斯特德和艾略特，在19世纪的美国还有其他一些景观设计师规划了重要的绿道和绿道网络。其中最著名的是霍拉斯?克里弗兰和西奥多?沃斯（Theodore Wirth）一起为明尼阿波利斯大都市区规划的绿道网络，以及乔治?E. 凯斯勒（George E. Kessler）在中西部地区规划的公园及公园系统，凯斯勒最知名的作品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以及堪萨斯市（Fábos，1991，pp. 6~10; Newton，1971，p. 481）。
5.1.2 1900年～1945年景观设计师的绿道规划
20世纪早期最受瞩目的景观设计师是奥姆斯特德的两个儿子，以奥姆斯特德兄弟闻名。另外还有亨利?赖特（Henry Wright）和上文提及查尔斯?艾略特的侄子查尔斯?艾略特二世。今日看来，这些人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绿道规划。
奥姆斯特德兄弟继承了其父老奥姆斯特德富于想象力、大胆创新的规划和设计实践。1903年，他们应邀前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为庆祝刘易斯和克拉克的百年纪念设计一处公园。然而，兄弟俩并没有设计公园，而是提出建设一条长64.37km的公园系统，简称为“40英里环线”（Little，1990，pp. 76~80）。根据莱托的说法，奥姆斯特德兄弟开创的工程由后来的绿道设计师们扩展成了225.31km的环线。
亨利?赖特对该职业的影响也很大。尤其1926年他在纽约州的区域规划中做了杰出贡献，叠加图涵盖了从森林恢复到河流廊道规划的多种图层（Krueckeberg，1983，p.200）。因此，在《美国规划师》一书中他被称为区域主义者（Krueckeberg，1983，pp. 208~224）。同时也因为他在新泽西州雷德朋的社区规划项目中，创新性地将内部绿色空间和绿道网络连接起来而闻名。新城规划在1929年至1931年由亨利?赖特和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完成，被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在百年大会上誉为对专业的独特贡献（Simo，1999，p.111）。艾略特是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的景观设计师。年轻的艾略特有力的言辞说服了大众，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委员会对规划的修订（Newton，1971，pp. 318~336）。
为了将美国国家公园和旅游胜地等重要游憩景观联结起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许多
景观设计师也投入到公园道的规划当中。在其众多公园道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蓝嵴公园道。它靠近从华盛顿特区穿过弗吉尼亚州通往加里弗尼亚的阿巴拉契亚山山脊线。这条750km的公园道是美国最美丽、最受欢迎的路线之一（Simo，1999，pp. 88~89）。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规划是麻省的第一个开放空间规划，由查尔斯?艾略特二世操刀。1928年，艾略特二世成为麻省开放空间委员会的景观设计师，为州长服务。他与同事设计的最初的开放空间多数维持至今。该州域规划最意义深远的部分即所谓“环湾规划”。长达250km广袤的绿色廊道包围了波士顿大都市区并且联结了区域内主要的湿地和排水系统。该项目直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才付诸实践（Fábos，1985，pp. 116~117）。艾略特的设想震撼人心并富有逻辑，以至于相关机构3次重新发现其重要性，并且为廊道增加了很多步道，联系州内的社区和生态资源。
5.1.3 环保20年对景观和绿道规划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景观设计学专业的学术界盛行环保之风。威斯康星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麻省大学的3个学术小组成为景观规划研究的主要中心，并且都发表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
由于菲尔?刘易斯的作品充满远见，威斯康星大学引起举国关注。刘易斯通过他在60年代早期研究的一种制图技术，在威斯康星确认了220处自然和文化资源。当他和团队对资源进行绘制时，发现它们都集中在廊道附近，特别是河流和主要水渠。他将这些地区命名为“环境廊道”。他的绘图、分析以及资源评价是威斯康星遗产廊道计划的基础（Lewis，1964）。他的作品总是将可持续性作为重点（Lewis，1966），其环境廊道的概念首先用来规划全州范围内一个主要的绿道/绿色空间系统，并着重于保护环境敏感地区或河流廊道。恰恰在这些地区，人类活动会对水质和其他环境质量参数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绿道运动直觉地认识到了这一重要关系。大部分湿地和湿地系统也位于河流廊道。几千年来，河流冲刷出山谷沟壑；几个世纪以来，河流与沿海地区充当着自然的高速公路，并且孕育了早期的人类居民点。所以菲尔?刘易斯在威斯康星的研究中列出多达220处的景观资源（Lewis，1964，pp.102~107）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近一半是自然资源（如瀑布），另外一半为文化资源（如磨坊和桥梁）。
在此期间，宾夕法尼亚大学由传奇人物伊安?麦克哈格掌门，他是60年代美国环境运动的领袖。麦克哈格（1969）撰写的《设计结合自然》，是一部真正的开山之作，该书转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传播，读者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景观设计师的书。麦克哈格所有的规划，包括书中收录的部分，都大量运用绿色空间和绿道系统。他有一些同事（如Spirn，1984，《花岗岩花园》的作者）延续了他的工作，但更注重城市地区，以及为新城和新开发提供框架。
也许伊恩?麦克哈格所述与绿道/绿色空间最为相关的案例，是山谷规划那一章（McHarg，1969，pp.79~93）。为了保护“谷底”免于开发，近一半的地区为绿道—绿色空间网络所覆盖。该规划成果类似于刘易斯的“环境廊道”计划。
麻省大学在欧文?祖伯（Ervin Zube）的领导下，非常积极地参与景观规划项目和研究。笔者经常与祖伯合作（Zube等，1975；Fábos，1979，见第9章）。1970年，笔者牵头开展了一个名为METLAND的新研究，取自大都市区景观之意。该项目的研究目的是确定在增长最快的大都市区各种类型开发的土地利用适宜性，项目因此而得名METLAND，指的是大都市景观。该项目组定量评价的结果常常与麦克哈格团队不谋而合。其主要的区别是，麦克哈格团队主要使用通常所说的“景观法”，而METLAND团队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参数法”。景观法是基于“基本景观属性，如地形、土壤以及植被”（Fábos，1974，pp.158~164，和Mabbutt，1968，pp.15~21），而参数法更加量化，“允许使用无数的变量，更有一致性，可以进行比较，还能使用电脑进行评价。”（Fábos，1979，p.165）。
在1970年到2000年的美国，METLAND项目组的研究在景观设计师中也许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研究成果丰厚，并且系统地在国际上传播开来，为景观设计师做出土地利用决策提供了工具。
5.1.4 绿道运动的命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查理斯?莱托认为是已故的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ite）首次使用了绿道这个词。他是一位杰出的环境主义作家，1959年他在城市土地研究所出版的专著《保卫美国城市开放空间》中创造并使用了该词。
20世纪80年代还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极大地推动了绿道运动的传播。其一，总统委员会在《美国户外报告》（1987）中极力提倡“畅想未来：有生命的绿道网络……为人们在居住地附近提供进入开放空间的机会，在美国大地上连接城区和郊区……像巨大的环流系统一样串联起城市与乡村 ”（总统委员会，1987，p.209）。“绿道”一词见于总统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其支持态度。而且，委员会将河流网络描述成一个“有生命的绿道网络”，说明委员会认识到一个事实：河流边缘就是水和陆地相接的部分；绿道确实保护了水质，使其免于工业、城市，以及农业污染。
其二，查理斯?莱托的代表作《美国的绿道》出版（Little，1990）。该书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并简要总结了16个绿道项目，是优秀的绿道规划启蒙书。但是它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对于绿道规划工作的宣传。
5.1.5 国际绿道运动的开端以及绿道资料
作者认为绿道规划和实施的发展在美国所有的规划和设计活动中是最快的。自20世纪80年代绿道得名以来，国内外、州内以及区域绿道会议上数以千计的项目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相关的绿道出版物却寥寥无几。下面对绿道文献的简单回顾总结了美国的绿道文献的现状，对出版物稀缺的状况作出了解释，并分析了可能的原因。
5.1.5.1现有绿道文献
可得的绿道文献至少可以分为4种：1）书籍和杂志文章，2）博士学位论文，3）项目报告，4）世界各地的网络信息。
一般认为，对作者来说，书籍和期刊文章是最理想的出版形式，其评审也比其他出版物更为严格。而且，这些出版物在主要的图书馆也可以找到。过去10年出版的该种类型绿道文献，笔者只找到6本，分别是：查理斯?莱托（Charles Little）（1990）的开山之作《美国的绿道》；D.S.史密斯（D.S. Smith）和P.赫尔姆德（P. Hellmund）（1993）的《绿道生态学》；弗林克（Flink）和斯尔恩（Searns）（1993）的《绿道：规划、设计和开发指南》；法伯斯和埃亨的《绿道：国际运动的开端》（1996）；瑞安（Ryan）和凯瑟（Kathy）（2001）的《21世纪的步道：多用途步道规划、设计和管理手册》以及由环球皮科特出版社（Globe Pequot Press）出版的“铁轨变步道”自然保护协会的《1000条铁轨变步道：案例全编》。
有趣的是，其中至少有3本书只注重绿道的一两个方面，只有两本书全面地看待绿道。史密斯和赫尔姆德的书如同书名所说，关注绿道的生态学。但是，在第5章中大卫?科尔适当地提及游憩功能。这一章的标题是“游憩与自然保护冲突最小化”。有两本书主要关注步道，一本从环境角度，另一本只是对“铁轨变步道”保护协会的成果展示。
这6本书中，莱托（1990）、弗林克和斯尔恩（1993）以及法伯斯和埃亨（1996）的3本书对绿道的定义更为全面。把这几本书归为一组，是因为它们都认识到了绿道重要的自然保护、游憩和历史/文化价值。本文的主要案例也基于相似的内涵丰富的绿道概念。
博士学位论文也同样值得尊重，因为每篇论文都通过了一组专家的审核，与期刊论文相似。作者至今只寻到3篇关于绿道的博士论文。一是路易斯?里贝罗（Luis Ribeiro）（1998）的《文化景观和场所的独特性》，主要研究对里斯本大都市区的一个遗产网络的文化景观进行的保护。第二篇是J. 埃亨（2002）的《绿道作为战略景观规划：理论和应用》。按照埃
亨的理论，绿道应该是一种战略景观规划。后者的作者还是上述一本书的合编者。还有一篇博士论文是安?C.卢斯克（Ann C. Lusk）（2002）的《绿道准则：决定美国多种廊道目的地的距离、特征以及对人类需求的满足》。
有关绿道的会议论文自1997年开始激增。笔者发现在4个国内和国际会议中介绍绿道发表绿道论文的人至少可以分为5班人马。1997年第一次在葡萄牙举行的“环境挑战”国际会议发表了J.法伯斯和M.格罗斯（M.Gross）的《从流域管理到绿道规划》（Fábos等，1999a,b），以及《绿道规划对文化与自然的平衡》（Ryan等，2001）。IFLA会议则收录了两篇论文（Fábos，2001；Arslan M.，Erdogan E.，2001）。
4个国际绿道会议的有关信息也没有被忽略。其中两个是由非政府组织“铁轨变步道”保护协会组织的，一次是1998年，一次是1999年，题为“联通”。在这些会议中有很多杰出的绿道方面的发言人，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公布任何会议记录。另外两个国际会议在欧洲举行，1998年在意大利米兰，2001年在葡萄牙科英布拉。这些会议收录的论文只发放到与会者手里，并没有在会议记录中体现出来。作者希望并预计在未来的10年中，绿道规划者们将意识到在这场重要运动中记录和发表作品的重要性。在过去的10年里，除了这些国内会议，在美国和欧洲还有无数的州内会议。
《绿道项目报告》在国家、州和地方层面对公共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公开发表。还有很多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区域研究中（如南密歇根的绿道远景规划）。该规划由“铁轨变步道”保护协会和22家机构协作完成（http://www.railtrails.org. traillink2003）。这些报告大多数印数很少，并且只发给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感兴趣的人员，从图书馆无法获得，因此并不在可得资料范围内。
世界各地的网络绿道文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站里。这种趋势非常鼓舞人心。新的媒体为有意关注的人们提供了项目信息，各种报告、会议内容，以及最重要的，全球交换信息和想法的可能。现在，研究搜集到5种网站，是致力于绿道规划、设计和管理的。分别是：
（1）高校研究项目/中心。新英格兰绿道联合会于2000年成立。该网站是为其成员建立，有4种类型的信息，包括：新英格兰绿道远景规划；联合会成员之间分享现况的通讯；年会的记录；麻省大学景观设计与区域规划系业已完成的主打项目。
（2）美国联邦政府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网站。这是美国内务部提供的卓越服务。新英格兰绿道联合会研究员杰西卡?艾伦专门搜索类似文献。她发现国家公园服务中心提供了5份列表，其中两份是针对河流和步道，
http://www.ncrc.nps.gov/programs/rtca/index.html 和
http://www.attra.org/guide/rtca.htm。前者定义了河流和步道计划并描述了现在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