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天价住院费的拷问
社会事件：哈尔滨市有个退休教师叫翁文辉,因患恶性淋巴瘤住进当地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66天,医药费高达550万元。患者家属质疑道:“29天内输了两吨血,你能相信吗?另外,我父亲8月6日已经去世,但医院直到8月15号还在收费。” 结合这一事件谈谈你对天价住院费的看法？
参考答案：因医风医德沦丧,已不知有多少人被害得苦不堪言。对医风医德批评之声或痛骂之声,几乎就没断过。但无论怎么批评,无论怎么痛骂,有些医院及医生,照样想着法子坑人。有报道称,上海有家医院,其业务培训竟是指导医生如何骗取患者钱财。足见,医风医德已沦丧到何种地步。天价住院费事件,实在不是偶然。
有人说,天价住院费事件暴露了医疗体制弊端,应加快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局面。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也确实应加紧进行。但以为“一改就灵”,则是太过天真。若是医风医德沦丧,就算垄断被打破,也未必就能避免天价住院费事件的发生。把什么问题都归于体制,实际上是宽容了坑人主体的责任。
其实看看报道就能知道,医院及医生坑人钱财,在许多时候已不仅是医风医德问题,而是犯罪行为。比如有业内人员自曝黑幕:骨科医生卖给病人一个人工股关节,能拿回扣1万元。一年若为病人安装60个人工股关节,就能得60万元。如此敛财,已和受贿罪构成要件完全吻合。而天价住院费背后,往往总是各种“回扣”作怪。故而对这类事,我们绝不能仅仅是捶胸跺脚,或骂医院医生缺德,或骂医疗体制有病,而应更多从加大犯罪惩罚力度上找原因,用法律来遏制医院医生“治病坑人”现象。
38. “啃老族”的深思
社会事件：家住南宁市新竹路的老江,每天都要骑车40多分钟去一家铸造厂打工,已经退休的老伴也要5点起床摆摊卖早餐。老两口披星戴月,每月只有1200多元的收入。可已经27岁的儿子,职高毕业后就没找过一份工作,整天坐在家里上网聊天、玩游戏。除了供儿子日常消费外,老江每月还要为他上网玩游戏支付300多元钱。本来应该赡养父母的子女,现在当起了“啃老族”,这给已经步入老年的父母带来了沉重负担。结合这一事件谈谈你对“啃老族”的看法？ 参考答案：第一，“啃老族”给家庭造成的压力。按照南宁市平均生活水平,一个3口之家,父母退休后全家月收入为800元,年收入9600元;如果子女正常工作,月收入按照500元计算,全家年收入超过1.5万元。除基本生活费用外,家庭每年至少会有5000～8000元左右的积蓄。但如果子女“啃老”,每年家里仅能存下1000～2000元。老年父母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郑维宽说,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人说,“啃老族”将成为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
第二，在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的同时,“啃老”也给社会和年轻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危害。,高比例的生产能力和低抚养率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我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啃老族”所带来的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同时,专家指出,年轻人不进入社会历练,他们的知识、观念、能力就会越来越与社会脱节,将来就业也会越来越困难。而长期处于社会边缘,还可能导致他们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隐患。 第四，“啃老族”的出现,与近年来就业压力增大有关。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专家统计,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青年就业问题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许多年轻人的就业之途变得坎坷曲折。这其中,一些人由于学历低、技能差,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很难找到就业机会,或者由于收入太低而不愿就业。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感到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些人似乎很难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所以干脆自愿选择失业、待业。这些不能或者不愿就业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啃老族”。第五，“啃老族”的出现,也与一些年轻人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害怕吃苦,只把眼光放在“清闲、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上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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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反思这些年来的独生子女教育。“啃老族”绝大部分源自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从小就在被“捧着”、“抱着”、“举着”、“背着”、“顶着”的状态中成长,家庭应该传输给他们的勤劳、孝顺、责任感等价值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相反还养成了唯我独尊、不能独立、追求享受、缺乏责任感的性格。在社会就业岗位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对职位的期望值却过高,偏离自己的实际能力,因此造成就业困难。 第七，对此应该进行反思的不仅有家庭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在以升学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中,在中等教育阶段,年轻人根本就得不到职业技能训练,这使得许多人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优势。市场经济要求青年人在各种风险中博弈,而应试教育使得年轻人思想、心理都不成熟,对社会竞争缺乏价值观的准备和心理准备,一些人由于害怕在摸爬滚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干脆逃避竞争,封闭自我。
39. 为\公开选拔干部\叫好
社会事件：最近，贵阳实行“公推竞岗”措施，将县委书记等“含金量”很高的位置拿出来，让有志之士竞争。长沙等地也在媒体上刊登启示，公开选拔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结合这一事件谈谈你对\公开选拔干部\的看法？
参考答案：在现行干部体制的框架内，民主之风吹起，公开之声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个好现象。 公开、透明、公正地选拔各级官员，本应是官场的常态。在党的各类相关文件里，对如何选拔干部，都有明确的规定。公开、透明、公正地选拔各级官员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员通过有序竞争，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传递自己的抱负，立下自己的承诺。公众可以通过“公开选拔”等形式，得到自己的知情权，获取自己的参与权，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受到公众委托和授权的官员，不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群众负责；不仅要看上级的“脸色”，更要看群众的“脸色”。这就是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吸引人之处。 与公开、透明相对的，自然是封闭和暗箱操作。查查那些暴露出来的贪官污吏，许多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位，有的公然买官卖官、带病上岗，有的通过小圈子、关系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成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的工具。正是由于封闭和暗箱操作，公众失去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因而也不会有实际的监督权。河南省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案、黑龙江省绥化买官卖官窝案等，不都是生动的反面教材吗？
公开选拔干部是民主的实验，也是制度的一种完善。只有通过恰当的民主程序，分散的国民利益才能升华为整体的国家利益。不经过民主程序，统治精英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自行宣称的“大众利益”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贵阳等地的做法之所以值得称道，不是他们有什么新的创举，不是他们有什么明显的成果，也不是他们胆子有多大，而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程序的重要性，意识到了管住各级人民公仆，需要用科学和严密的制度。
政治学上有一个经典的主张：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抗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公开选拔干部、公开使用干部、公开监督干部，就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权力没有制衡，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无所顾忌，最终伤害的是公众的利益。防止权力撒野，首要的就是从源头上管住它，不让它有冲动的可能。官员准入制度就是其源头。在公开和透明的阳光下，权力不敢腐败，至少不敢恣意妄为。当然，形式上的“公推竞岗”还不是民主的全部。这就要干部制度的设计者深思熟虑，给“公推竞岗”这样的措施以更多的内容、更细密的规则、更可行的操作性，让干部领域的民主之花真正开放起来，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40. 大学生接受“无耻培训”的反思
社会事件：08年3月，南京市查获了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传销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入会时要接受无耻的“精英”培训：裸露上体或下体；棍棒打击；扎图钉；向下体或肛门塞啤酒瓶；扇耳光；刀割身体；等等。接受过无耻的“精英”培训后，有的大学女生当众脱衣演讲甚至同别人性交。（８月２０日《检察日报》）。谈谈你对大学生接受“无耻培训”的看法？ 参考答案：这样的所谓企业培训令人发指，令人震惊，真是无耻之极。据悉，组织者称“做人要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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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自己当人看”，面对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也要面不改色、微笑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精英级”营销人才，以后接触客户时，不管对方是多么挑剔、无理的人也能从容面对。“无耻”居然能够和“精英”联系在一起，真是可笑。
让我们笑不起来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接受这种无耻的培训？按理讲，这些低劣的无耻行为，辨别起来并不难，为什么这些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还要知耻而乐意参与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大学生就业的艰难。尽管各高校招生时都声称，自己的毕业生就业率超过了９０％，但是，大学生清楚，大学生家长也清楚，社会更清楚实际就业率是多少，甚至许多大学四年制本科的最后一年，干脆留给学生到社会上找工作。据媒体报道，有的地方招大学生司机、大学生服务员，也有大批大学生争着应聘。正因为大学生就业难，才会有那么无耻的“企业”也有能够吸引大学生。
数百名大学生愿意接受无耻的“精英”培训，可能真的和他们错误理解所谓“精英”培训有关。此前可能他们对于所谓“精英”培训并不了解，以为“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就得接受无耻训练。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能他们听到、见到的所谓“精英”，还真有这方面的例子，因此对他们产生了误导。可见，大学生在校缺少必要的就业知识培养，对于社会所真正需求的人才不了解。这些有待大学教育解决。 这件事也提醒社会，在校大学生“边学习边工作”是否值得提倡？前一段，媒体经常宣扬一些大学生“边学习边工作”典型，说什么有的大学生上学不误挣钱，锻炼了自己，也减轻了家庭负担，甚至有的还成了“大学生百万富翁”，这些对不少学生产生了诱惑。特别是那些家境较贫穷的学生，最知道上大学的艰难，很想通过“边学习边工作”给父母分忧。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社会重视。
传销骗子专骗大学生的事例告诉我们，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关注，学校需要加强引导和管理，社会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产业结构，应最大程度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一些问题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大学生自身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就是一种最大的社会浪费。
41. \天价月饼\为何年年天价
社会事件：08年8月12日下午，在广州某超市，上架的月饼少人问津。广州市物价局副局长邱亿通在广州市稳定月饼价格提醒会上指出，“即使用鲍鱼鱼翅等高档材料制作的月饼，价格也不会太离谱，反而月饼盒内搭售其他商品、过度精美的包装导致‘天价月饼’屡禁不止。”他还批评说，“积聚了中国深厚历史的月饼如今却出现了‘买者不吃，吃者不买’的现象。”（8月13日《新快报》）。谈谈你对\天价月饼\的看法？
参考答案：“纯金”月饼、“纯银”月饼，月饼盒里装名贵洋酒、高档礼品??每当每年的中秋佳节来临之时，过度豪华包装的月饼纷纷火爆出炉，各种“豪华月饼”挤满各地商店的柜台，而且销量甚好。这些变了“味”的月饼动辄几千元一盒，甚至售价竟高达数万、数十万元，价格之高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虽然竞赛似的豪华包装月饼年年渐涨，总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却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市场竟然也总是销路看好。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月饼包装问题，曾经发布了《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等规定。但在令人叫好的同时，大家不禁要问，这么做有用吗？
月饼的“过度包装”不但会造成大量的资源与能源浪费，而且还会因此产生一大堆垃圾，对环境保护很不利，这样的做法当然不可取。可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凡是所谓“天价月饼”的购买者，都不是冲着盒中的几块月饼，他们看中的其实就是这些令人炫目的奢华包装以及“天价”之下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买的、卖的、旁观的，其实都心知肚明：“买的不吃，吃的不买”。愿意掏这“冤枉钱”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买了送礼。
因此，即便《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能够严格执行下去，相信“天价”商品的新闻并不会就此消失，因为还有不少人需要它的存在，说不定其它原因而形成的“天价”商品又会马上热销。
总而言之，天价月饼的价值，不在于月饼。在天价月饼中，月饼只是一个符号，“天价”才是月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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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因此，无法解决腐败贿赂这个命题，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等天价商品依然还会层出不穷，并且永不消逝。
42. 明星“跳槽”国外的背后
社会事件：国际巨星巩俐被新加坡当地媒体报道称已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她的好友在接受采访时也默认这个消息，但巩俐八月二十三日并未出席于当地高等法院举行的公民宣誓仪式，也未领取粉红色的新加坡身份证。（8月25日中新网）。谈谈你对明星“跳槽”国外的看法？
参考答案：一个人加入外国国籍，其实本不算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事，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如今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不说是多如牛毛，也可以说是数以万计。有钱者，会移民国外；有名者，会移民国外；便是无名无钱者，如果才华出众的话，也会移民到国外。 明星们的频繁“跳槽”，自有其跳槽的原因和背后的苦衷。但归根结底的一点是，有利于其个人事业或人生的发展。否则，谁愿意移民到国外？明星们不但有名且有钱，一旦看到自己在国内发展不好，便会将眼光投到国外。当然，还有一部分明星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许多内地明星为了到国外求发展，先是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领取香港身份证成为香港人，而后移民到国外，如胡军、章子怡以及汤唯等。无论如何，明星们加入外国国籍不可阻止，他人也无法阻止。
而明星加入外国国籍，似乎也在提醒我们，我国的电影市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是我们迫使明星“跳槽”，还是明星们后继乏力只好到海外去“混”了？实际上，去海外“混”的人很少。有些人不但在国外“混”出了名堂，还返回身来，继续在国内大红大紫大把赚钱。比如像李连杰、章子怡等。和体育人才一样，演艺人才同样应是“放出去、引进来”。可惜，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是“放出去”，很少看到“引进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相信未来的影视市场，一定会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43. 运动员的商业产权究竟该属于谁
社会事件：“该帖所述纯属恶意造谣”。耐克公司的一纸声明，直接回击了刘翔商业活动频繁，身体机能已不能满足大运动量的比赛要求，因此应赞助商利益要求而选择退赛的这种传言。据称，刘翔退赛并没影响广告商的信任，目前所签约的耐克等十多个国内外品牌中，已有多个品牌迅速声明双方合作不会因退赛发生变化 。（8月21日《中国青年报》）谈谈你对运动员的商业产权归属的看法？
参考答案：商业活动是否多到了影响运动员正常训练和肌体健康的程度，媒体不妨进一步追问。笔者此番只是想探讨另一个话题，国家运动员的商业产权究竟该属于谁？随着体育的市场化，明星运动员尤其是奥运会冠军级运动员“身价百倍”，自然成了国内外知名企业竞逐的对象，成为广告商的“最佳雇员”，以及影视文化活动的“种子选手”。当然也给运动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比如“小巨人”姚明的个人财富，去年就已经达到2.6亿元人民币。体操名将李小鹏，2007年收入已超过250万元人民币，虽然相形见绌，也是普通百姓难望其项背的。
可以说，体育明星们无论如何富，国人并不嫉妒，正像不妒忌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在国外，就像栾菊杰那样，运动员凡事都要自掏腰包，摘金夺银也好，狂赚商业利润也罢，只要照章纳税，也实在容不得他人说三道四。但在中国，这事儿就得另有说道。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决定了运动员的培养以“国家的方式”。从小选拔进入体校，享受着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参加国内外比赛也全由国家财政埋单。按网友的估算，在中国，培养一个奥运金牌级的“千金”，其花费是7亿元人民币（8月7日财经网）。既然如此，运动员的商业收入权属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更多的属于国家，这也符合谁投入谁收益的规则。据称，体育总局以及前国家体委曾有相关规定，运动员在国家队时许多商务活动的开发权属于国家队，运动员相关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上缴所属的协会，这些收入还包括在一些大奖赛上的奖金。尽管这些规定也缺乏“契约”的外延，但依然含有合理的内核。虽然与市场条件下的商业权益规则尚有距离，但实在不能脱离了举国体制的国情评判是非。
急待厘定的是，体育主管机构在培养运动员夺金的同时，如何处置好体育训练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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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理商业开发的收益，使产权更清晰？怎样才能在运动员与国家之间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局面？包括建立怎样的奖励机制，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当下，无论是国家主管机构还是商业企业对于体育的商业性开发，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国家体育组织尤需创新管理手段，运用契约、法规、制度等健全的产权模式，充分挖掘体育的商业潜力，以增强竞技体育的自我造血能力，减轻国家负担，同时为更多的运动员消除退役的后顾之忧。我们的目标当是，在金钱、市场、商业力量面前，致富更多的运动员，挺立起中国体育的脊梁。
44. 为延安“三问”叫好
社会事件：腐败呈现新动向，反腐得有新思想。延安市“问责问廉问效”（官方简称“三问”： “早问、真问、主动问”）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对“三问”开展一年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与研讨。据说，这套“三问”新法是延安市纪委的首创；据说，全国已有14个省、40多个县市开始学习“三问”经验；还据说，参加研讨会的20多名省内外专家对“三问”给予了高度评价。谈谈你对延安“三问”的看法？ 参考答案：什么高招能引动如此积极的波澜？仔细看看这个 “三问”模式，“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本质指向是一而贯之，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思路上的调整，纪检工作的视野开阔了、范围拓宽了、方法灵活了，结果是纪检效能得到了提升。通俗概括，“三问”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早问、真问、主动问”倾向——— 因此“一早”，因此“一真”，因此“一主动”，为自己赢得了工作空间上的“海阔天空”。 所谓“早问”，就是把纪检过问的关口提前了——— 谁说纪检部门只能 “民不举，官不究”，只能等人家把恶果鼓捣大了才来收拾残局？“三问”模式把“有问题要问”扩展成“有问题要问，无问题也要介入问”，并且是在决策之前、执行之中和形成结果之后都要随时“问”。如此一来，事前、事中、事后都有了纪检部门的身影——— 随时发现，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随时“敲打”，能遏制不少干部的非分想法；随时监督，能最大程度减少滥权的损失。要强力反腐，更要强力防腐，为什么要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秉持的正是如此“反腐关口”前移的思维嘛。 所谓“真问”，就是得动真格的———不管说得多热闹，重要的是刀下得见菜，真的对干部要求严一点，下手狠一点。据悉，延安“三问”运行以来，共实施警示训诫648人，给予党纪处分59人，给予政纪处分37人——— 这是“三问”发挥效力最直接的表现。有人说，现在一些干部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糊弄。要我说，他们还是有怕的，最怕的就是丢了“乌纱”。你要是搞形式走过场，他比谁都能糊弄；你要是下硬茬，他比谁都害怕。所以，纪检问责关键还是要加大处理比重，真的让太平官们有危机感，感觉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敢“不问事、不理事、乱办事”，自己随时可能下得台来“没有事干”才行。
所谓“主动问”，就是得“没事找事”，主动四处“管闲事”——— “三问”模式的监督对象很宽泛，管你这单位是暴露出问题还是没暴露出问题，管你这干部是违规吃喝饮酒还是工作不当，凡有“信息”处，都可成为“问廉人”。当干部们发现随时随地都处于纪检部门“放大镜”关照之下的时候，办事做官总是要掂量掂量的。“掂量”之后，“胆子”可能就没那么大了，事儿办得可能就没那么糟糕随意了，“擦边球、踢皮球”也就不敢想“球”就“球”了——— 怕只怕“认真”二字嘛。 得承认，真要做到“问责一人、警示一片、教育一线”，还要有很多努力：比如问责处分的力度是否能够加强，大量的“警示训诫”会不会降低“威力”？比如，格外成立的“三问办”如何协调与纪检其他部门的管辖关系，他们的权力怎样监督才能避免“不听话就问你”的权力膨胀？再比如，各地操作中会不会造成 “选择性问责”的局面，鸡毛蒜皮的小事“问”个不停，真正敏感涉及到其他官员利益的大事就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脆别过头去？ 当然，指望一个“三问”模式浮出水面就立马解决所有反腐问题，未免盲目乐观了——— 一个新思路，总是要在不断的尝试、修正中才能逐渐成为可靠的制度。窃以为，“三问”模式最大的启示是：纪检干部不能安于现状，总抱怨自己的无奈与乏力——— 如果说当下的纪检部门真的存在某种尴尬的话，那么这种尴尬也不是绝对的，只要肯在工作范围上、工作思路上、工作方法上多动脑子多创新，更宽阔的工作局面还是有可能被闯出来的。所以，不要问“三问”模式能否包揽解决所有矛盾，而要问延安首创的“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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