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连一些美国尚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开始向国外转移。这种趋势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美国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随着产业转移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大，不仅“蓝领”工人大量失业，许多“白领”高技术人才也失去了工作岗位。在产业转移的影响下，美国经济越来越集中在高风险的研发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虽然仍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着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但是一旦全球分工协作模式发生变化，失去本国制造业依托的服务业必然难以支撑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50年）：经济恢复重建时期。这个时期是以农业为中心，重建产业结构，整个经济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以轻工业—农业为主导的轻型经济结构，工业生产水平基本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水平。并且从5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使日本经济的内部充实，逐步使产业结构由轻工业—农业主导型向重化学工业主导型转化，发展出口贸易，大力推进资本积累。同时，积极培育中小企业，为5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重化工业化时期做准备。在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政府重点抓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轻工业、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快于其他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而缓和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紧张状态，为现代化创造了条件。195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6％、31.8％和42.2％。
第二阶段（1951～1970年）：日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重化工业化阶段。从5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学工业方向发展。1951年后陆续制定了“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三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化肥合理化五年计划”、“造船合理化计划”、“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等。到70年代初，基本上完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过程。197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5.6％、39.4％和57.1％。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进行转变的阶段。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危机，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1971年，日本提出了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四个方向：一是研究开发工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电气机车、产业机器手、原子能、精密化学、海洋开发等；二是高级装配工业，如数控机床、防止公害机器、工业生产住宅、自动仓库、高级成套设备等；三是时行性工业，如高级服装、高级家具、电器音响等；四是知识产业，如信息处理服务、信息提供服务、系统工程、咨询服务等。提出通过国际水平分工和知识融合化来促进日本产业结构的新发展。199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5％、39.3％和58.2％。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向创新型知识经济过渡的阶段。1994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新科技立国”政策，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科技白皮书》，决定将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经费增加1倍，并采取措施加强基础研究。日本工业调查会认为，21世纪具有代表意义的主导产业第一是光电产业，第二是信息通信产业，第三是健康和福利产业，第四是环境和新能源产业。《科技白皮书》的发表，表明日本结束“吸收型”发展战略，开始转向注重基础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自己生产知识、自己创造知识”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战略。2003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1.3％、30.4％和68.3％。
2.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②
（1）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府规制体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推动因素。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的工业化国家，通过非均衡发展模式
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以主导产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飞，奠定了日本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频繁而大量地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规制体系。在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良好，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作出重大贡献。具体表现为5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政策”，以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大产业为重点，提高技术，改造设备，降低成本，大力刺激民间企业对现代化设备的投资，使劳动生产率在1951～1955年期间提高了76％。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对工业部门实施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法、西德，成为第二经济大国。70年代，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政府一方面提出了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资，主持或参与重点科技领域的科研项目，建立企业、大学、政府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以期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根据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有关产业的地位及其作用来确定各个时期的重点产业，把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纳入一个系统中，并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扶持，以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
（2）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促进力量。日本始终把技术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经济资源的严重匮乏，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后，使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选择进而确立了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吸收型科技发展战略和工程性的技术创新。日本企业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入手，在应用中吸收，在吸收中改造和二次创新，从而建立起本国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缩短了与欧美主要国家的技术差距。据统计，1950～1975年25年间，日本共引进了26000项左右的先进技术，而为此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所付代价仅为国外研究和开发这些技术成本费用的1／30。据日本自己推算，直接利用国外的新技术，使日本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对日本的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得以高效率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
（3）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力量。作为赶超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国民财富积累时间短，国内市场需求能力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如小汽车、电视机、照相机、纺织机械、汽车轮胎、人造丝织品、合成纤维制品都必须依赖于国外市场。在“贸易立国”的旗帜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后成立了一系列振兴出口的机构，如“出口会议”和“日本贸易振兴会”；实行“出口表彰制度”，颁发“振兴出口有功者国家奖章”；实行出口保险制度和对出口企业实行补贴制度等。上述措施使日本的出口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50年代前期进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4.1％和5.8％，到60年代末，已经上升到10.6％和10.3％，均翻了1倍。1951～1970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是3倍多，而同期日本的出口却增长了10倍多，进口增长了7倍多，两者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贸易量扩大的同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1955～1975年，日本轻工业品的出口比重由53.5％锐减至12.1％。其中，纺织品由37.2％减至6.7％，下降了近5倍；重化工业品的出口比重从38.0％上升到83.3％，尤其是机械制品，上涨幅度由13.9％增至53.8％，提高了近4倍。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克服了大规模生产与国内需求市场不足的矛盾，成为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助推力量。
（4）以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条件。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及亚洲地区各国之间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已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渠道，依次传递给“四
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产业转移结构中，日本被看作是“领头雁”或称“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四小龙”国家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转变，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向国外转移，以便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推动日本将部分耗能多、原料需求量大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生产也转移出去，其目的是确立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主导地位。日本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把国内丧失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移向海外，促进了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3.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了较长时期的低迷和萧条状态，表面上看主要是由于土地价值的虚高导致泡沫最终破灭的结果，或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但从深层次的分析看，日本“追赶型”向“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转型调整滞后是“失去的十年”更为重要的原因。
（1）“追赶者”向“被追赶者”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在追赶中进行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追赶型现代化”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原先追赶者的结构调整变为“被追赶者”的结构调整，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产业的吸纳和扩充为基本特征，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产业淘汰。也就是说，原先以追赶欧美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和机制，从总体上说已经失灵。而被追赶型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将不得不放弃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多将不可避免，因此调整的难度更大、问题更多，而且还要面对旧模式的惯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受到前后两面夹击，一方面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另一方面，在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日本又竞争不过后发工业化国家。要想保持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日本必须培养新的主导产业使其产业结构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新一代主导产业没有形成而长期缺位，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结构虽经历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仍能顺利升级，而9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持续十几年仍无起色的根源所在。
（2）“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于日本擅长于技术引进和吸收，从而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日本成为美国经济技术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继续采用将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嫁接在别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因此，必须进行“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的转型。而产业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对科技开发体制的改革。风险投资体制的完善，是创新企业生存率和存活率的决定因素，加大对基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对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实现产业创新的重要环节，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与美国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约占总额的1／3相比，日本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20％，这就导致了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短期行为。
（3）“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出口导向型战略赖以成功的国际经济关系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日本持续多年的出口增长，已使美国对日本进口的市场容量不可能进一步扩大，而欧盟一体化
进程的加速也使欧洲市场更加排斥亚洲产品，于是出口导向型战略遇到了市场容量的客观限制。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无意再为安全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来扶持日本；相反，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到了不安和警惕，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给日本的出口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日本在1986年的“前川报告”中正式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在90年代的较长时间内，偏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公共投资增长的拉动，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三）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61年）：经济恢复重建时期。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以农业为中心，工业化前期的准备阶段。196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43.4％、20.3％和36.4％。
第二阶段（1962～1971年）：韩国经济自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韩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为了克服50年代畸形的消费性经济结构，韩国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的工业部门，重点开发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肥料、水泥和纺织等工业以代替消费品的进口。二五期间，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立经济的确立，韩国开始着手开发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使韩国经济逐步实现开放体制化，加速面向国外的工业化过程，促进进口产品的国产化，使出口产品大幅度增加。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调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到197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7.1％、29.5％和43.4％。
第三阶段（1972～1981年）：重化工业发展阶段。1972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了工资比韩国更低的东盟国家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韩国1973年在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指导下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一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也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到198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14.8％、39.9％和43.3％。 第四阶段（1982～1991年）：结构调整阶段。80年代初，韩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内主要是重化工业投资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际上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采取了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策略，具体包括放宽对进口许可和关税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减少对个别行业的利息补贴，将商业银行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持股者，减少对重化工业和大企业的支持转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期间，韩国还制定了“技术立国”的目标，通过主动调整、消除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上的弊病，加速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到199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8.5％、43.1％和48.4％。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1992年韩国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4
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2.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
（1）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从1962年工业化起步到1995年完成工业化，韩国只用了33年时间。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向以轻工业为主、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由以重化工业为主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转换频率之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鲜见的。回顾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可以发现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及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恰恰是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最主要特点之一。韩国最初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作为总体的指导思想，其出发点是尽量减少进口，缓和政府在国际收支上的紧张局面。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韩国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原材料、生产要素需要大量进口，外汇又十分短缺，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渐渐变得无利可图，于是韩国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出口工业。随后韩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步失去，轻纺工业的比较利益也逐渐丧失，而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由于受到能源危机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相继将一些耗费能源和原材料多，技术含量不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转移到国外。韩国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转向推进重化工业化战略，该战略是建立“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新兴工业国家竞争的挑战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韩国又实行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战略，可以说，韩国政府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充分实践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常遇到的“静态比较优势陷阱”。
（2）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手段积极干预结构调整。韩国产业结构之所以能不断升级，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产业结构政策，在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每个关键阶段，韩国政府总能根据国内外环境和世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顺势而为，适时和成功地对上一阶段的政策进行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阶段，韩国政府强调“增长第一，工业第一，出口第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主导型。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先后制定了七个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特别工业振兴法》，引导产业结构向重工业转型，促进了钢铁、非铁金属、机械和汽车、造船、电子、化学产业等重化工工业的发展，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跨越式过渡。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韩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促进了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升级。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又确立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发展方向，重点鼓励发展数字电视和广播、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移动通讯、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控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及人工脏器等十大产业，使韩国产业结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韩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为此韩国大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措施。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不同，引进技术在韩国技术进步中占了很大比重。从1962年到1985年，韩国共引进技术35272次，大大节省了技术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对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为成功地发展战略产业，韩国实施了以鼓励产业技术开发为重点的政策，具体措施一是加大技术开发投资，提高研究开发费占GNP的比重，逐步达2％左右；二是成立专门组织，设立了由总统直接管辖的科技开发最高审议机构“技术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