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会”，由总统、科技处官员和企业界研究机构等共同研究世界科技动向，审议和调整国内科技政策，解决有关重大问题；三是政府在税收、金融等方面为技术开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从经济低谷中走出，韩国进一步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产业。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产业的投资占GNP的5％～6％，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科技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21世纪的主导产业。
3.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教训。韩国是继日本之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正是得力于有效的战略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韩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多次借助了美欧和日本产业调整和技术转移的机遇，以及作为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因此其发展模式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但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
一是过度地强调发展出口产业，有可能会导致内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二重结构”现象。即造成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致使国内的经济结构内在联系松散而降低抗风险能力，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会随之震荡，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是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超越了市场允许的限度。韩国在产业组织政策中走政府强力扶持大企业集团发展，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的路子，政府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贷款，大企业在银行中负有巨额债务，而企业发展基本靠数量扩张。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调查，1996年韩国30家大企业的负债比例高达49％，基础非常脆弱，一旦遇有经济波动，大企业的坏账就会拖垮银行体系，从而酿成经济危机。
三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危机。政府在推进“出口导向”政策中，对企业过度干预，甚至对企业的保护制度化，最终既形成大企业财团，又使政企关系密切，导致腐败。“韩宝事件”、“起亚风波”引发的大企业经营危机就是明证。
（四）拉美“交替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一阶段（1870～1930年）：初级产业出口工业化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正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西欧、北美对食品和工业原料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两大因素为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拉美国家建立起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现代制造业就是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带动下出现的。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促成了资源加工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出口收入的迅速增长拉动了需求，推动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统计资料显示，1928年前后，阿根廷等6国的制造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左右，哥斯达黎加等5国已占5％～9％左右。当时的制造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初级产品加工业，如矿产资源开采和提炼、肉类加工、制糖等；另一类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如食品、饮料、纺织、制鞋、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等。
第二阶段（1930～1982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由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拉美国家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拉美国家逐步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40年代末，拉美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已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50～6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的所谓“容易阶段”进展顺利，因而这一时期被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1940～1968年，拉美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4.5％；该地区的进口系数（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28～1929年的30％下降到1963～1964年的9％；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13％提高到23％，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5.1％提高到1980年的22.2％。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来看，拉美的制成品出口已开始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和鞋类向机械、汽车和汽车配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过渡。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拉美工业化进程放缓，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
第三阶段（1982年至今）：外向型工业化阶段。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延续了50多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走向终结，拉美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外向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拉美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一是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取代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二是减少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运行机制。这种新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智利进行前期“试验”，并随着80～90年代由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扩展而被推广到整个拉美地区。拉美地区经过80年代制造业大衰退和90年代制造业大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工业化程度下降，或者称之为“工业化倒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拉美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4.3％，2000年降为18.9％，降低了5.4个百分点。
2.拉美国家“交替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被动式调整发展战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曲折与反复不断出现。拉美地区出现过两次发展模式转换的历史性“延误”。19世纪70年代启动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在前期是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供求形势变得于拉美国家不利。面对初级产品国际市场的萎缩，拉美国家本应调整发展战略，调整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扶植本国工业发展。但由于拉美国家的领导层没有及时对这些变化作出回应，继续把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大多数拉美国家出口收入的2／3左右来自2～3种产品），并且缺乏系统的促进工业的政策，结果在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可以说，拉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错过了一次调整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前期也是成功的，到50年代后期这种模式由于受到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制约，危机已经开始显现。经过60年代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由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以及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拉美国家始终没有从进口替代模式中走出来。进口替代仅仅改变了进口的构成，即从最终产品的进口变为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拉美国家国际收支的状况。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机器设备、专利技术、原材料等提出了越来越大的进口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的外汇来源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从而形成工业进程对初级产品出口越来越大的依赖。当初级产品的外贸盈余已不够抵消工业中间产品进口的外贸赤字时，拉美国家不得不纷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举借债，走上“负债增长”之路，直至1982年陷入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拉美国家似乎总是把每种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直到陷入危机才被迫放弃，而被动式调整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曲折与反复不断出现。
（2）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进口替代模式，延缓而不是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1982年结束，跨越半个世纪。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韩国进口替代阶段是1953～1960年，我国台湾地区是1950～1959年，分别只有8年和10年，然后就转入出口导向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之所以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于对进口替代阶段的局限性认识不同以及采取的对策不同。东亚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出口导向初级阶段过渡，而拉美则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进口替
代的第二阶段发展，建立了具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较熟练劳动密集型等特点的工业部门，生产一部分原来依靠进口的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并开始对原来用于出口的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在这一阶段，拉美国家不仅保留了前一阶段保护民族工业的做法，而且还对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加以控制，以减少对国内相应部门的竞争。实施了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提高，但通过与同期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对比可以看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进口替代模式，延缓而不是加速了拉美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技术不足固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外汇收入来源却只能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生产规模则由于国内市场尚未彻底开发、资本和技术力量不足而无法扩大，而经济规模上的限制显然又会影响企业的效益，最终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与此相反，由于东亚在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完成后不是急于走向第二阶段，而是转向出口替代，外汇收入明显增长，企业效益因积极参与国际性竞争而提高。这两个条件为东亚进一步发展出口替代和随后实施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奠定了基础。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工业化基础较好的拉美国家在60～70年代反被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所超越。
（3）在选择新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全盘否定原来的模式，缺乏产业升级的连续性。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由“外向”到“内向”，再由“内向”到“外向”的转换过程中，在选择新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全盘否定原来的模式，对发展进程的冲击过大。譬如，在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后就出现初级产品“出口悲观论”，严重忽视农业部门的发展，以至农业危机反过来又抑制工业的发展。在选择外向发展模式时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使拉美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市场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冲击。所谓“市场开放的冲击”是基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拉美国家的工业是在长期高关税壁垒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二是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采取大幅度拆除关税与非关税保护、快速开放市场的办法。市场大开放引起外部工业品“雪崩式”地涌入，大批本地制造企业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激烈竞争中纷纷倒闭。所谓“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指的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拉美国家发展的中心动力要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于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在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的同时，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拉美地区逐步形成两种“生产专门化模式”：一种是墨西哥及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客户工业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南美洲国家以资源加工产业为主的模式。从制造业的大衰退和产业结构的大变动来看，拉美国家对于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与保护原有生产能力的关系都处理得不够好，一些国家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大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五）产业结构升级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在开放的环境下推进产业升级，应避免掉入静态比较优势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指导工业化后发国家的发展：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以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为代表的两种“封闭式”赶超战略，虽然在早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寻求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刺激经济增长。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部分经济体在发展的早期，也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譬如，日本和韩国都曾对新兴产业实行贸易保护，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但受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在实行了一段时间“进口替代”战略后很快转向“开放式”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政府通过利用动态比较优势，采用产业政策的手段，提升本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面向国际市场开展生产活动。这一战略造就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美的经济赶超以及东亚“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尽管部分学者将日本等东亚部分经济体的发展贴上了“比较优势”的标签，但严格来说，上述国家的发展战略显然是区别于“无为政府”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是一种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劳动密集型低端制成品世界性的出口基地。但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正使我国面临已有产业结构固化、产业升级延缓和中断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就如何避免掉入静态比较优势陷阱这一现实问题对发展战略进行反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在后发的条件下进行追赶，应避免对引进技术的长期依赖。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后发优势的运用的确帮助过一些后发的国家摆脱落后的局面，实现了经济、技术的追赶，但也成为后发国家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后发优势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赶超模式的核心是在追赶的基础上，最终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跨越到先行国家的前面。后起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外源式和内源式，外源是指通过投资、贸易、模仿等方式从国际市场获取技术，内源式则是通过自主创新获取技术。针对具体的技术，究竟是外源式获取还是内源式获取，应该是由企业通盘比较收益、成本与风险来作出决定。但考察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如果工业化后发国家不在一定发展阶段谋求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的转型，不制定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不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创新进行大量和长期的投入，不对企业自主创新进行引导，而只是一味引进、模仿先发国家技术，最终都会陷入成长困境。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工业经济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面临的知识产权约束又日益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十分必要，它既是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需要，更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3.在出口导向的模式下发展，应避免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无论是拉美还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的“发展瓶颈”就是国内市场狭小和消费层次不高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拉美国家六七十年代实行的把汽车、电冰箱、电视机、家用空调设备等耐用消费品放在生产轴心位置的内向发展模式，困难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无法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间阶层而导致消费不足。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埋下了经济危机的隐患。而且“出口导向”战略时间过长，向“扩大内需”方向转型的困难会非常大。譬如，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多年来，出口和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出口导向的路子很难走下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来临，靠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路子也难以为继。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随着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重要时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战略选择。 （未完待续）
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扩散。2008年初，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开始上升，中国宏观经济风险明显加大，世界经济可能出现新一轮结构调整。基于这一形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8年3月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一起，共同研究和判断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对策问题。现在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经济研究参考》将有关研究成果整理成六个专辑，分成六期陆续在2010年1～3月份刊发。本期是其第五个专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
本课题组组长：朱之鑫、陈元；副组长：刘鹤、刘克崮；课题组成员：韩文秀、王志军、蒙剑、陈民、郭濂、洪正华。 注释：
①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② 本文所分析的时限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恢复以后到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5年周期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终结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