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达：漫谈价值观的正反因果——人参可救人 也可害人
作者：[马宏达] 来源：[腾讯佛学2017-05-04] 2017-05-08 引子
人参可救人，也可害人
任何价值观念或文化思想，因理解和运用不同，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思考价值观时，往往仅想到其表面意义与理想化愿景，却很少虑及其在复杂现实中应用的多种可能与结果，其中当然包括截然相反、事与愿违的结果。
例如今日流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权利观，有人用来维护正当权益，制约权力、资本、舆论以及其他种种滥用，制约各种侵权行为，这是正面应用；有的却将其异化为利己主义、民粹主义、暴民政治、不守规则；有的则以之作为侵略他人他国的借口。正反案例都为数多多。
再如中国古代流行的伦理道德观，对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伦理角色各有本分约束，各尽本分则伦理井然，若未尽本分却苛求对方则乱。适度讲礼则敬人敬事，过分讲礼则失之曰烦。有人用“仁义”自律济世，有人却以“仁义”之名行相反之实。艺术、娱乐适当可疏导陶冶性情，过度则奢靡腐化。文学既可提升境界，也可能相反。历史既可使“乱臣贼子惧”，也可能失真或误导。政治既可安天下，也可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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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常妄作凶
至于“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人可以体会，通过努力也做得到，不算陈义过高，可作为常人修养的道德方向。
但“存天理灭人欲”“无我利他”，少数人自愿自觉当然可以，却非寻常人所能做到。若以此作为社会常规道德标杆，常人就难免拔高不成反而异化为刻薄与伪装，变异为用高标准道德绑架社会与个人，养成用放大镜显微镜完美主义苛求他人的习惯，同时又不得不伪装自己，比拼谁更有修为，谁更高尚，更无欲无争，不断“高推圣境”，促使社会道德标准不断拔高，即便维护正当权益、维护社会常规公道正义，也怕被讥为嗔心重、我执重、看不开，而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约翰·密尔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宝骙译，下同。因原译文较晦涩，为便于理解，本文做了文字修订，读者可参看原译文）中，批判英国（乃至欧洲）当时与历史上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不容忍和相应的伪善。“即使形成道德情绪最有力量的宗教，它几乎永远不是被教团的野心控制着——它试图控制人类行为的每一方面——就是被清教主义的精神控制着。即使某些反对旧时宗教最努力的近代革新者，在主张精神统治的权利方面，并不落后于一些教会或教派。”（《论自由·引论》）
“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命题，人们相继复述着，已是陈词滥调，而实际经验证明并非如此。历史上有很多以迫害行为压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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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压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仅以关于宗教的意见来说吧，宗教改革在路德（Luther）以前就爆发过至少二十次，但都被镇压下去。勃吕西亚的阿诺德（Arnoldof Brescia）被镇压下去了，多尔契诺（Fra Dolcino）被镇压下去了，萨旺那罗拉（Savonarola）被镇压下去了，阿尔拜儒之徒（Albigeois）被镇压下去了，佛奥杜之徒（Vaudois）被镇压下去了，乐拉之徒（Lollards）被镇压下去了，胡斯之徒（Hussites）被镇压下去了。即使在路德时期以后，只要什么地方坚持迫害，迫害总是成功的。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东西佛兰德（Flanders），以及在奥帝国，新教就被根绝了。在英国，若是玛丽女王（Queen Mary）活着，或者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死了，也必定早已如此。迫害一直是成功的，除了在异端者已成为过强的党派以致无法有效迫害之地。没有一个明理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差点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播并占得优势，是因多次迫害都只是间或发生的，仅仅持续短时间，其间则隔了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挠的宣传时间。由此可见，如果说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占据优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须知人们之热心于真理，并不胜过他们往往热心于错误，而一但用足够的法律或仅仅社会的惩罚，一般都能成功制止对二者（真理或错误）的宣传。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在于：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重新把它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逢情况有利，幸而逃过迫害，直至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论自由·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凡是人民情绪中还存有不宽容思想的强烈而经久的酵母的地方——这是无论何时都留踞在我国中等阶级之中的——总是无需费力就能挑动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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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迫害他们从来不视为迫害的正当对象。使我国不能成为一个精神自由之地的，正是这一点，正是人们对于信仰异己者，所抱的意见和情绪。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法律惩罚的主要害处，就在于它加强了社会的诋毁。而正是社会的诋毁乃是真正有力的东西，使得在英国，在社会戒律之下，敢于发表意见的事，比在他国，在法律惩罚的危险之下，还要少见得多。”（《论自由·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这些过犹不及的案例，古今中外随处可见。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不知常，妄作，凶。”当社会（而非个人自修）的价值标准脱离常人常德，被不断拔高，就会过犹不及，便由善转为非善，由正面转向反面，由阳转向阴了。即使一只优秀的股票，基本面很好，但若被不断炒高，距离基本面越来越远时，就会面临崩盘，乃至跌到基本面以下很远。当社会道德、价值被不断拔高，被寄托种种理想化的愿望，比拼着谁更“善”，人们往往忽视了做人做事的基本面，忽视了常人常德常法的常规建设与底线管控，导致常法常德反而不保，以至“崩盘”时，陷入彻底反对传统文化的各种乱象。
其实，即便常人常德的价值观，或者所谓普世价值，现实中被各种解释各种运用，变为“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异化，也不在少数。
报怨以直
多年前，有一次我向南老师报告一个心得，我说过去曾认为“报怨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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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报怨以德”修养高，但忽然想到，孔子的出发点，应是考虑行为的社会因果，在于维护社会公义秩序，绝非修养不够。南老师肯定了我这个认识。
另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个道理。鲁国当年有法规，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沦为奴隶，若能把人赎回来，可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有一次，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却不领补偿和奖金，够慈悲够高风亮节吧！然而孔子却批评子贡做错了！孔子说真有大智慧的人做事，其着眼点在于移风易俗，化导社会，而非只考虑自己。换言之，行为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考虑社会因果，不能任性妄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国家有此制度，就鼓励了人们救助同胞。你子贡有钱，领不领补偿和奖励无所谓，不领似乎还树立了道德高标杆，可是以后鲁国恐怕就没人赎同胞了，谁还好意思去领补偿和奖励呢？尤其穷人，就更不可能赎人了，因为赎人要赔钱的。而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收下了谢礼（一头牛），孔子就很肯定他，而且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溺水者了。可见孔子主张要以有力的措施鼓励见义勇为，这与“报怨以直”的着眼点同样，不是孤立地看待事情本身，而是看其深远的社会影响，看其对社会公道秩序与风气的因果。孔子并没有唱高调博取虚名，而是从平实的社会因果考虑，其实这是无形中的无我利他。（原文：“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
同理，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其文化、制度、道德、司法、政治，不管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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