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承认而斗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本文故事的主人公来自我们长期关注和调研的一个中部村庄。自2007年6月开始，我们就一直运用社会工作理论的个案工作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曾嵘进行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就曾嵘的成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每年夏天和春节，我们都要去个案村开展调研，曾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个案，作为对这一群体的透视，他具有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上的诸多特点。由于曾嵘经常往返于家乡与上海之间，所以电话成了我们对他进行跟踪观察的重要载体，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电话交流、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我是谁”：在“扎根”与“归根”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第一代农民工之后的新型群体，他们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拥有更多与自身相符的特征与构成，他们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逻辑、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而只能游弋于“扎根”与“归根”之间（何绍辉，2008）。正因新生代农民工的钟摆身份，其社会适应呈现出模糊的二重性，“既不像城里人，又不像乡下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俨然成了“四不像”之人。这种社会适应的二重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时感没有“根”，“到哪都一样”，甚至“我们这里有什么好的咯”。相对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却有着更多的向往与人生追求。
?我想先到上海那边赚点钱回来，把长沙房子的贷款给还了，现在大概还有1万5的样子，今年如果生意好的话就可以还掉，还了之后我再存点钱，今后希望能到长沙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反正到时是自己的房子，住不要钱，生活压力就小些?。 为了理解故事之需，我们把曾嵘的先期成长记录与相关背景部分呈现如下：
曾嵘是我们长期观察的一个个案，25岁，目前主要在上海东方明珠附近摆地摊。我们从2007年6月开始对曾嵘进行详细观察。观察之前曾嵘的父亲就在上海修自行车，曾嵘的父亲说：
?我从1989年开始就去上海修单车，当时我的弟兄们都在那边。他们通过我叔叔介绍过去，后来我看在家里也弄不到几个钱，还天天累得要命。所以在兄弟的几番劝说之下我就那年去了上海。?
?我在那边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有弟兄的照顾。我们主要修单车，一个月也有个2-3000元收入，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算可以的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与积蓄，我在98年盖了楼房，这房子现在还可以，至少没有落伍。05年曾嵘三姊妹都毕业了，我就在省城又买了一套房子，希望今后曾嵘他们能到长沙去发展，农村又苦又累。不过要是全靠他自己慢慢打拼，也挺难的?。
曾嵘相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许比较幸运，因为在城里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这对众多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奢侈的需求。但是在努力奋斗、希求获取城市人资格这一点上，曾嵘和众多新生代农民工又是相当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希望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这也是为何我们择取个案研究路径之原由，以及本研究之价值和合理性所在。那么，在真正过上城里人生活之前，曾嵘又是如何奋斗的呢？我们调查了解到，在他去上海之前： ?我主要在长沙打工，搞计算机设计、制图啊。我们家族有几个都好几千万了，他们就是靠雕刻、制图起家的?。
?但是我的视力不好，有1000多度，取下眼镜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本来想去搞激光治疗，但是又怕有后遗症，加之我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治。自从搞制图以来，我的视力下降了很多，因为天天要用电脑，辐射又大。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从2007年开始，我在父母的劝说下，准备改行。但是自己又没读什么书，所以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我07年年初跟着我爸去了上海，想先过去看看再说?。 从2007年6月始，曾嵘正式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他虽然只初中毕业，性格比较
内向，不爱说话，但却很真诚，他在去上海之前经人介绍认识了留香，两人于当年9月完婚。当我们问及曾嵘为何去上海时： ?主要是自己视力不好，不能再搞制图了?。 其实更重要的或许是：
?虽然我爸给我在长沙买了房子，可以把户口迁到长沙去，但是有了房子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长沙人，我没有正规职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城里人可以去的地方我都去不起，甚至有时我连长沙话都不能完全听懂，那怎么能在城里长期生活下去呢？别人终究会认为我不过是个‘乡巴佬’?。 也许更值得深思的是：
?要想在长沙真正安顿下来，过的像个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我和妻子都没有正式工作，尽管有了房子可以把户口迁到那里去，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就在村里，至少还可以有几分田土分。万一今后我们年纪大了，到了我父母这个年纪又赚不到钱的时刻，我们还可以回来种地。?
?说实话，种地的事情我真的从小就没有做过，我老婆也是，我们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刻下种，什么时候开始耕田和劳作，就算是要我们做简单的辣椒和蔬菜，我们都不会。另外，在农村干活‘脏’，没日没夜的，又没有什么成绩。谁想做咯。所以我就想先到上海那边去赚点钱回来，今后再来长沙，只能慢慢来?。
从曾嵘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如果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和稳定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安生确实很难。同时，又因为不具备基本的农业操作技术与常识，想在家乡“归根”亦属不易。这样，他们就只能处于一种“扎根”与“归根”之间。没有体面的生活，就难以得到城市社会的真正接纳，难以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永远只不过是个‘乡巴佬’。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在认清“我是谁”之后，曾嵘开始了一段“我要成为谁”的奋斗之旅。
“我要成为谁”：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
霍耐特认为：“自我的圆满，依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发展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转引自方文，2008）。正是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蔑视或没有被承认或错误承认，个体就会为获得这种承认而努力。这种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个体要认清“我要成为谁”的问题，而并非“我是谁”的问题。正如有学者认为：“‘我要成为谁’而不是‘我是谁’，成为认同努力的中心”（方文，2008）。“为承认而斗争”，就可以看作是个体追求认同的努力。那么，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生活体验和行动承诺中，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应对呢？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知识水平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要高，追求亦多，但他们同样面临各种歧视与不公正、公平待遇，在城市融入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在于个人的努力，他们在深层次的市民化进程中存在障碍，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等，这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克服（王艳华，2007）。还有人将之称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杨昕，2008）。作为思想独立、个性追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究竟如何维系自身生存、寻求发展机会呢？我们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生存策略和生活心态，探询他们如何“斗争”及进行认同努力？ 1、生存策略
曾嵘于2007年年初去了上海，承载着希望和梦想，开始了另一番努力——获得城市人资格，亦即为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开始“为承认而斗争”之旅。在维系生活的过程中，他又遭遇了何种困难，又何以应对？
?我和留香去年（指2006年）年底经人介绍认识，今年初六我们吃了同意饭。我初十就和我爸去了上海，她因为去年还在深圳打工，厂里的押金和工资还有一部分，所以先准备到那边去干几个月，然后和我一起去上海。今年5月，留香从深圳
回来了，我们在双方家人的催促下领了结婚证，然后一起去了上海?。
?在上海，我们是没有技术的，我又不像我爸，他在那边干了很多年了，城管也都认识了。我去那边的主要是摆地摊，买些零碎的日常用品，比如袜子、手套和鞋垫等等。?
?刚开始的时刻，生意不好。城管见了还经常来拆台，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刚好够生活。后来，我就灵通了点，等城管一来，我要么替上一支烟，要么送他双袜子什么的，别看东西少，这个还挺灵的。毕竟，大家都是出来做事的，谁不是为了生活呀。当然，因为我爸去那边时间长了，他也经常要那些城管照顾点我。我爸给他们修车有时都不收费，还经常撵好的材料用?。
?除了城管，平时搞好和一起做生意的同伴的关系也很重要。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没什么差别，相处起来也容易。平时互相帮助看管物品、城管来了互相通知以及互相赠送点自己的卖品等等，经过长时间的交往，虽然各自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慢慢地也都成了要好的朋友，这次过年回家，他们还赠送了我好多东西呢?？
?正是这样，所以尽管我做的是小打小卖的小生意，日子也还过得去，那时刻留香怀孕了，我一个人做事，也不怎么感觉到生活压力，一个月下来也有个2000块钱的收入?。
农民工到城市后，常常遭遇到各种歧视，既有研究均有不同程度贡献。尽管我国城市管理政策在不断地改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难免遭遇各式困境，为此他们试图努力调整自身以图适应：学会讨好城管、施点小恩小惠，和“同命相连”之人互相照顾等等，这些策略（技术）的运用为新生代农民工尽早地融入城市、扎根城市，从而获得城里人资格提供了基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他们亦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挪威人类学家巴斯所言的“社会分类”（Barth, Fredrik，1969），通过这种分类对其所生存之相关群体进行标示和添加符号，以此来维系他们与之进行交往的亲疏远近，藉此框定其交往之边界与策略。 2、生活心态
作为在异地他乡为生活而奔波、为获得城里人资格而拼搏的曾嵘，其心态如何？这是我们经常关注的话题，也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体验和尝试的主体，是日常生活世界种最真实的一面：
?平时都忙，也顾不上想很多，不过有时感觉自己确实还是乡下人，不过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