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过客。每年6月份或7月份，还有过年那段时间，我们都会回家呆上好几天。特别是留香生小孩后，我们在家呆的时间就更长一点。经常这样来来往往，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根’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但是自己回家又发现什么都干不了，农作的十八般武器样样不通。所以有时感觉到真的不知何处才是归属?。
?有感觉到很不爽的时刻。首先是城管那个态度吧，你刚去的时刻好像得罪了他似的，有时真的很讨厌，后来想想自己除了去适应，也没别的办法。?
?再有就是有时带留香去逛街，看到那些高排挡的衣服、食物，感觉自己真的无能，一样都买不起，只能看着她和我一样很无奈地离开?。?记得有一次，我和留香去买衣服，我们当时进了一家专卖店，开始看那衣服只要200多，于是我就要留香试穿一下，她穿了很满意。我们很高兴地跑去付款，可是谁知道：我们竟然少看了一个‘0’，也许真是买衣服心切，犯了这么大的错，弄得我们当时好尴尬，好在服务员态度还好，只是她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眼神，真的让你无法接受?。
正是上述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们认同努力的中心，是他们日常生活实践与体验的常态。这种常态下的心态，是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要切口。那么，除了上述常态生活之外，异态生活环境下的他们心态又如何呢？是否如学界已有研究发现的那样转向“问题群体”呢？ 3、?不屈的斗争?：危机下的生活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王春光，2001）。而之前，赵树凯曾在对农村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民工”在增多。所谓“问题民工”指的是:“如我们的调查所显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来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选择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赵树凯，2000)。问题是，社会经济不景气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演变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吗？这又是否与当前金融危机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现实相符？
时下，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袭转全球，身处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其心理状态如何？他们是否真的如既有研究、媒体报道或公众认可的那样会无事生非、影响社会呢？
?最近我们生意都不好，比往年差多了。今年2月份来到这里，干了一个多月了，没有一点改进。金融危机对我们确实影响蛮大，现在一天的收入只有去年的一半，而曾嵘就更差，一天赚不到几个钱。不过也没关系，反正能有口饭吃就行。先维持一段时间，等上海世博会过了，也许会好些。其实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到无所谓，这行不行可以干那行，主要是世博会，不许到处乱摆摊，特别是曾嵘，只能晚上出去，白天要偷偷摸摸的。? 曾嵘父亲如实说。
?现在白天都不能去摆摊，只能等城管下班了再去。上海马上要开世博会了，抓得比较紧。我也想去另外找份事情做，但是每次应聘都失败了。只能等等看，过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反正回去也没事做，在这里还能有口饭吃，先将就着吧。? ?不过也没啥好担心的，城里下岗了的人也要生活，我们就是在城里没一点事做，家里还有一亩三分田，饿不死?。曾嵘信心十足地讲道。
从当前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滞留城市并未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也没出现所谓的“问题民工”。为何危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出现如既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转向
“问题民工”，或者影响社会稳定呢？这到底是我们研究的短视，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变化？也许二者兼有。
上述记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奋斗历程，既包括其“在‘扎根’与‘归根’之间”的社会适应困境，也涵盖了“为生活而斗争”的生存策略和“摇摆”的社会心态以及危机下“坚忍不拔”的生活努力。而总的来看，上述片段给我们呈现的更多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从“为生存而斗争”到“为承认而斗争”的历程，给我们呈现的是我们视界之外的并非另类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样态——他们并非我们想象或想当然的“问题群体”，他们的真实生活足以印证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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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 期。 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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