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录》、《履历便览》等文献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一书进行补正，“这事实上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多据明代时人所撰《行状》、《墓志铭》等，其生年问题的可信程度应当是相当高的，而明代《进士登科录》、《同年录》、《履历便览》中却存在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以上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汪维真《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一文（《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是明人解释考试成败原因的主要理论依据，具有理论上包容和阐释上灵活等特点。蔡惠琴《明代中晚期（嘉靖—万历）士人科举心态之探讨——就〈明代登科录〉的吏治观论之》（台湾《辅仁历史学报》1998年第9期）则对士人的科举心态做了研究。
八股文是适应科举考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专门为考试服务的文体，是体现科举公平的得力工具；但自明中后期以来，因其束缚思想、不切实用的弊端日益暴露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和抨击；1905年废科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对其评价仍是以否定为主，但与此同时，肯定其中合理因素的论著也日益增多。费孝通、潘光旦《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清华大学出版社1947年）对其究竟“考什么”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检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此后，研究八股文的论文，主要有侯绍文《八股制艺源流考》（台湾《人事行政》第21、22期，1966-1967年）、康国栋《明清考试制度与八股文》（台湾《春秋》21卷1期，1974年）、文元珏《论八股文的源流及其历史意义》（《湖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余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秦旭卿《试论八股文的起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2期1996年）、田澍《明代八股文略论》（《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祝总斌《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取士“败坏人才”说》（《文史知识》2001年第2
期）、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田澍《明代八股文文体述论》（《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等。何怀宏在其《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专设《八股》一章（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0-214页）予以讨论，他同意费孝通、潘光旦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能力检验的观点，又进而把“能力”区分为记忆、理解义理和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等三种；并指出“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和语言美，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及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也都对八股文的形式、源流、作用及其影响做了较为客观的研究和介绍。
另外，龚笃清《试述明代前期八股文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指出明代八股文“模式化的文体形式，训练出士人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因而造成了明代前期文学内容的道学化与形式的刻板、呆滞”。他的《明代八股文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55万8千字，分八股文的“文体”、“文题”和“初创阶段（洪武到天顺）、“全面成熟期（成化到弘治）”、“极盛期（正德到嘉靖）”、“变革期（隆庆和万历）”、“衰颓期（天启）”、“救亡期（崇祯）”共八章，对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及其阶段特点、影响等做了完备、系统、深入的探索和阐述，是目前研究明代八股文史的代表之作。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首先对于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录取率进行了研究，认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接着，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又设专章对其进行了探讨，得出“乡试录取率在
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的肯定性结论。在此基础上，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永乐二年后庶吉士的平均录取率为8.55%。以上录取率都是在朝廷的调控之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单一性的矛盾造成的”。
4、科举与明代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探讨与揭示科举和明代社会各方面相互制约、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是明代科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科举与教育的关系方面，主要有陈东原《明代之科举与教育》（《学风》3卷1、2期，1933年）、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校文化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黄明光等《论明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应方淦《明代中国书院举业化初探》（《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4期）、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李良品《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明代重庆教育》（《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吴宣德《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等论文；著作则有丁榕萍《明代国子监教育与科举之研究》（台湾华光书局1975年）、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等；另外，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王炳照等《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都有大量内容论及这一方面。
在科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方面，主要有文元珏《明王朝科举制度中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李鸿《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魏承恩等《明清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河北学刊》1986年第5期）、姚乐野《明清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论文。在科举与选官的关系方面，主要有张逢沛《明代的科举与仕途》（台湾《考铨月刊》43期，1954年）、李明实《明代文官入仕之主要途径——科举制度》（台湾《中国行政》29期1979年）、许树安《明代科举选官制度》（《文献》1985年第2-3期）、［日］生駒晶《明初科舉合格者の出身に関する考察》（《山根记念》上册，1990年）、［日］大野晃嗣《明代廷試の合格者と初任官ポスト——《同年齒録》とその統計的利用》（《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1号，1999年）、郭培贵《论明代中后期铨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论文。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主要有曹道衡《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9日）、赵善嘉《明清科举与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日］大木康《明清時代の科設と文學——八股文をめぐって》（《中國歴史と文化》1992年第7期）、孔庆茂《八股文与中国文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司马周《为儒有幸逢明主，及第由来拜美官——洪武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台湾《古今艺文》第30卷第4期，2004年）等论文。在科举与绅士特权、绘画艺术、戏曲、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主要有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与绅士特权》（《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黄金来《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对自然科举的间接影响探议》（《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2007年），王日根《从明清小说看科举对社会
生活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2006年）等论文。在科举与士人命运的关系方面，主要有王玉芳《科举取士与明清士人命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土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论文。另外，张逢沛《明代的科举与党争》（《新政治》7卷3期1943年）、周念行《明代科举制度与初创的政党》（台湾《民主宪政》5卷8期，1953年），黄开华《晚明科举与士风颓败之探讨》（《明史论集》，香港诚明出版社1972年），柴志明《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吕磊、朱子彦《论复社与晚明科举》（《科举学论丛》第1辑，2007年）等论文，则分别对明代科举与党争、士风、文人、结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5、科举社会群体。科举社会群体是指由科举产生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各自明确的分野，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关于举人群体的研究，主要有［日］和田正宏《徭役優免条例の展開と明末舉人の法的位置——免疫基准額の討を通じて》（《东洋学报》60-1、2，1978年）、《明代舉人层の形成过程に关する考察——科舉条例の檢討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87-3，1978年）等论文，分别对明代举人的法律地位及其阶层的形成做了探讨。关于进士群体的研究，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林志杰、黄志《明代进士政绩评说》（《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4期）二文在充分肯定该群体对明代社会贡献的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回族研究》2005年第1-7期），则分地区对明代进士中的回族群体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王伟凯《试析明〈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之进士犯罪》（《求索》2005年第10期）分析了洪武时期的进士犯罪；陈长文《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指出嘉靖之前进士姓名多用二字，此后则多用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