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象；邱进春《明代进士的改姓与复姓》（《科举学论丛》第1辑，2007年）则分析了明代进士改姓和复姓的原因，指出在“义”和“孝”的矛盾中，绝大多数改姓进士都选择了舍“义”取“孝”而复姓。关于状元群体的研究，周腊生《明代状元的年龄魁龄与魁后生存时间分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对该群体的寿龄和中状元的年龄进行了考察；其《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一书则对明代八十九名文状元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专门介绍。另外，康学伟等《中国历代状元录》（沈阳出版社1993年）、毛佩琦《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2004年）和王洪鹏等《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中国历代文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也各有相当篇幅对明代的文、武状元进行了探讨；王洪鹏等《中国历代榜眼》、《中国历代探花》（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等书，则有相当篇幅介绍了明代榜眼、探花的生平事迹。
关于明代进士群体的总人数，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较有代表性的，在清代有《钦定续文献通考》的“24877名”说（该数系笔者对该书卷35《选举考》所载明代各科进士数统计得出，其中包括所谓“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实为崇祯十三年“赐特用”的史惇等263人）。在当代，有“24866名”说（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用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第5辑1997年）；有《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明代历届科举进士人数表》的“24861名”说（包含史惇等263人），但同书《明代进士地理分布表》又总计明代进士为“24880名”；有刘海峰《中国科举史·明代进士登科表》的“24636名”说；还有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二点五万左右不足些”（第138页）的笼统说法。
龚延明等《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郭培贵《明代进士榜数及其进士数考辨》（《明清论丛》第7辑2006年）二文
几乎同时对明代进士的榜数及其总数进行了专门考证，一致认为明代录取进士应为“八十九榜”（洪武三十年为春、夏二榜），而不能计入崇祯十三年属于“赐特用”的263人；但对进士总数仍略有分歧，前者认为24595人，后者认为24599人。
与人们往往专注研究科举的高功名群体不同，一些学者则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科举制下的基层群体。论文有［日］渡昌弘《明代生員の徭役優免特権をめぐって》（《东方学》97期，1999年）等。代表性著作有二：一是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生员在地方学校的肄业与考核，以及生员如何步入仕途；下编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社会流动及其在社会领域的活动和所扮演的角色”。资料详实，视野开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儒学生员群体研究的力作。二是赵毅、刘晓东《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在科举和晚明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从社会生活层面，对晚明中下层士人的形成、出路、心态、风气、社会地位与角色等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晚明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画卷。
6、进士观政与庶吉士制度。进士观政创始于洪武十八年，是进士在正式任职前按规定分配到中央有关衙门熟悉政事的制度，旨在提高其行政素质和任职后适应政务的能力。首先对其进行研究的是颜广文《明代观政进士制度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对该制的起源、内容、发展、作用和流弊等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以此为基础，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设《也谈明代的进士观政制度》一节，又进行了“补充性论述”。如指出有些新科进士不经观政而“直接放归进学”的现象，说明该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但也有对史料理解不准的现象，如所征引的《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的一段资料，
反映的原本是此科庶吉士授职的情况，却误用为“观政”的证据（第116页）。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立的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和培养高级与重要官员的制度，萌发于洪武，形成于永、宣，成为明代科举的显著特色之一。较早对其研究的是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拾零》（《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一文；九十年代后，逐渐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是颜广文《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耿清珩《明代庶吉士述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2006第8期）等文；其它还有［日］阪倉篤秀《徐溥の庶吉士制改革案》（《関西学院大創立100周年文学部纪念論文集》，1990年）、董倩《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社会科学纵横》1996年第4期），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论》（《史林》1997年第4期），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另，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专设《明代庶吉士制度》一节，对其起源、性质、内容、演变、作用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有相应论述。
7、科举特点及其评价对明代科举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较早的有张逢沛《明代科举制度》（《力行》7卷5期1943年）、郭公铎《八股时代之科名与制度》（《畅流》31卷10、11、12期，32卷2、3、4、6、7、8、9期，1965年；10、11期，1965年）、杨树藩《明代科举制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20期1969年）等文。九十年代后，此类成果不断增多。主要有《王兴亚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张德信《明代科举制度述论》（《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刘海峰《明代的科举
定式》（《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8期），［日］和田正広《明代科舉の性格》（《九州岛国际大学教养研究》7卷1期，2000年），高寿仙《明代士大夫对科举的评论及改革设想》（《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熹《明代朝野对科举制度的评论》（《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王若梅《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及负面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特点述论》（《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美］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夏咸淳《明代科举评议》（《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等文。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书也各有相当内容论及对明代科举的评价。
对明代科举进行分期研究的，主要有张健《朱元璋与明初科举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朱正强《明代初年的科举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田澍《嘉靖前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现实启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朱子彦《论嘉靖朝科举革新》（《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下册）等论文。
另外，还有分省或分地区对明代科举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赵广华《明代河南科举与人才消长》（《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黄明光《明代湘桂川滇黔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科举状况探议》（《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邓洪波等《明代湖南科举述评》（《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琳琦《略
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张羽琼《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日根《从明清福建科举事业的兴盛看海洋文化的提升》（《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和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科举业发达》（《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等论文，各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科举在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特点及其作用。
任何制度和举措都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之下出现的。对明代科举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的，主要有农春光《明代朝廷大臣科举思想浅论》（《芜湖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王凯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等论文；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明代的考试思想。
8、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全面、准确地认知史料永远都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条件。因此，对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也就自然构成了明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有朱希祖《〈皇明浙江登科考〉跋》（《大公报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1936年11月3日），杜联喆《跋〈皇明进士登科考〉叙》（《新亚学报》6卷1期1964年）、《明朝馆选录》（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2期，1966年），［日］福沢宗吉《明代张朝瑞的〈皇明贡举考〉》（［日］《熊本大学教育部纪要》第15号第2册，1967年）等文。八十年代，有齐心、刘长工《进士题名碑和明清科举制》（《文物天地》1982年第2期）、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年）、万明《北京图书馆藏四种明代科举录》（《文献》1985年第1期）等文。近十几年来，对于科举文献及其资料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成果明显增多。主要有李大东《进士题名校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