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沈登苗《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考：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钱茂伟《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周绍良《明万历四十七年〈会试中式题名〉》（《文献》200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吴宣德《〈明代进士题名碑录〉成书小考》（台湾《明代研究通讯》第7期，2004年），［日］鹤成久章《明代の登科錄にぃつて》（《福冈教育大学纪要》第54期第1分册，2005年），陈长文《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文献》2005年第3期）、《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贺宇红《天一阁藏科举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等论文，各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阐述了对明代科举文献的认识。
另外，对其它明史文献中的科举史料进行纠谬的，则有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纪年考证》（《文史》2000年第4辑）、黄明光《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其产生原因》（《文献》2005年第3期）、陈长文《〈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论文。
1983年发现的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状元赵秉忠殿试卷，是迄今唯一的状元卷，其文献和文物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王文光（三百年前状元卷——国家一级文物、赵秉忠殿试卷征集琐记）（《大众日报》1983年8月7日）、《三百年前的状元卷——明代状元殿试卷征集琐记》（《中国建设》1983年第12期）和
赵铁信《千年科举史一张状元卷》（《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2007年）等文对其价值做了探讨和介绍；但邓洪波《国宝状元殿试卷价值连城疑有假》（《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2007年）一文则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在明代各科进士中，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是名录记载缺失最多的一科，王伟凯《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名单考补》（《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4期）一文对其进行了补充；邱进春《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几种科举史料的对比研究》（《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则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索引》、［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等几部记载洪武十八年进士名录的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揭出《索引》抄《碑录》、《碑录》抄《贡举考》的关系，并考出其中若干讹误，得出只有《登科考》对洪武十八年进士名录的记载最为可靠和完整的结论；龚延明《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科举学论丛》第1辑）则依据《登科考》的记载，并与有关史籍相印证，完全恢复了洪武十八年472名进士的名录；但该科全部进士的分甲和籍贯情况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美］艾尔曼《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一书后所列“公元1148-1904年间1042种原始科举资料目录”、“地志之外原始科举资料的主要种类”等附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第九章《明代科举名录编纂述论》除对《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及［明］张宏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等科举文献进行逐一专门介绍外，还胪列明代现存三百一十三种乡试录的科别以及五十四种会试录、五十四种进士登科录、十五种进士同年序齿录、十七种进士履历便览的出处或收藏单位，颇具实用价值。
在科举文献的整理、出版和资料建设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1969年台湾学
生书局影印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出版的两部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此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还影印出版了《皇明进士登科考》；大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了《皇明贡举考》、［清］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了清初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出版了《皇明三元考》、［明］陈鎏辑《皇明历科状元录》、《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科举文献。另外，杨学为任总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也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五卷为王天有主编的明代部分，其中第二编分章节、按题目胪列了明代科举的各类资料，并分别注明出处，颇便读者查阅和使用。
由上可知，明代科举的研究无论在视野的扩大、内容的拓展，还是在多方面研究的深入上，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四、不足之处
明代科举研究也仍在不少方面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有些领域还是空白。如对明代科举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对科举与经济的关系、对辽东等地区的科举状况等问题的研究，就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二是有些领域虽然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仍处于薄弱状态。如贡院制度，迄今只是在个别论著中有零星的介绍，尚无一篇对其进行专门探讨的学术论文。又如，武举在科举制度中号称与文科举并列，但迄今所见论文仅有［日］松本隆晴《明代武舉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山根計念》上册，1990年）、赵广华《明
朝武举探略》（《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晁中辰等《明代的武举制度》（《明史研究》第3辑1995年）、李建军《明代武举制度述略》（《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周致元《明代武举研究》（《文史》2000年第3期）、赖盟骐《明代的武学与武举制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学报》第33期2004年）等六篇，尽管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等论著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但仍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以致目前连明代武举究竟有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究竟举行了多少科乡试？各科会试录取人数、姓名、地域分布等基本问题都没有弄清。
三是在不少似乎已有深入、充分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不少研究者对明代科举基本史料的掌握，追求的往往只是数量的增加，而在“精度”上略显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就是钱茂伟所指出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只有视野、方法的讨论，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国家、科举与社会》第6页）于是，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共鸣、关注和反响，往往忽略或不屑于做具体问题的考证与研究，甚至视这种工作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低层次”劳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仅仅立足于“宏大理论创新”的研究缺乏足够精确史实的支持，甚至因史实讹误而导致其结论的错误。以致像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明代科举究竟是几级考试？科举层级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是“童试”还是“科考”？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明代科举相比于前代究竟具有哪些特点？究竟录取了多少名举人？多少名进士？多少名庶吉士？什么时候对乡试应试人数做出明确限制？是如何变化的等基础问题，也皆无定论。又如，对科举是否强有力地推动或造成了大幅度的社会流动，目前学界仍存争议。其实，明人对此早就有明确的说法，如万历四十三年礼部言：“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明神宗实录》卷535“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条，第10143页）其中所说“寒素之家”，也即平民之家；“强半”，
也就是大半，即超过半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科举的确能够促进大幅度的社会流动吗？可惜的是，不少研究者对于这种具有极高价值韵史料往往视而不见。又如，明代科举考生的来源除了作为主体的“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等，这些在《明实录》和《明会典》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可惜的是，许多论著迄今仍在引征和传播《明史·选举志》“科举必由学校”的错误说法。再如，“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本是明太祖的一时设想，实际的情形是：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据笔者考证和统计，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可不少论著未审其实，仍然把根本就不曾存在的“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作为明代科举的显著特点。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求明代科举研究在不断拓展新领域和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研究，以把立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符合史学首在“求真”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