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养子女。子女的衣食寒暑，为母的固常注重。然于为子的，必教以读书明理；为女的，必教以针黹勤俭，那才算教养兼施啦。莫要学那溺爱不明的，放纵子女，倒把子女们害了。以上三端，为妇女的能切实做去，这家庭也就改良大半了，也就算是女中的铮铮了，也就不负这个修字了[49]。该文用平实、通俗易懂的地方白话对妇女进行劝导，试图调和家庭内部伦理关系，构建和谐家庭，维护社会稳定，符合当时社会需要，对当今社会亦不无启示意义。还有则训文曰：“大道不仅限于社内，就是不说无益身心的话，不作无益身心的事，这就合乎道了。例如在家中，对于翁姑、父母要孝顺，对于妯娌姊妹要礼让，对于子女要管教慈爱，对于仆女要宽厚，伉俪之间要和睦，如果能够节节履行，这就是大道运化的表现。”
[50]
从上述可以看出，道院组织虽然固守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但业已突破了传统的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意在探求一种比较完整、和谐、人性的家庭伦理观念，维护家庭和谐，进而稳定社会秩序。联系民国初年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骤然崩坍、新道德价值观尚未建立，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处于混乱之中的社会形势，我们不难发现道院组织试图改良家庭伦理关系，维护家庭内部和谐所蕴含的积极社会意义。道院组织彼时的教化观念与今天学者对民国初年思想文化情势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反思有着惊人的相似。王元化先生在谈及传统道德及其现代价值时指出：
五四时期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是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在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下，在“新的就是好的”这样庸俗进化观的价值取向下，把批判简单化了。比如在五四文化激励下的年轻人热衷于走出家庭这样的反叛行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中讲究父慈子孝、双向调节的人伦关系，是一种粗糙的破坏。传统家庭伦理中当然有压抑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家庭伦理的主要精神是主张和谐、互为对方着想。而这种建立在和谐意识上的人伦关系，这种旧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其实应该是可以作为可贵的资源，并将其向现代化方向转化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伦理道德是人文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保证之一[51]。
很显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当今学者的理智声音，与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道院组织所秉持的家庭人伦理念如出一辙，且无疑都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借鉴的智者之论。
女道德社还鼓励妇女不要轻看自己的能力，应该和男子一样走向社会投身于慈善救助活动中：“有人说为妇女的足不出户，字聊识之无，又多是智识简单，如何能担当这样的大责任宣道行慈呢？何况一言道则不离乎慈。大凡慈救的任务，必须实行调查，真心拯救，身临其地，然后才能得其实施的效果。为妇女的如何能担任这样的大责任呢？哈哈，凡世间不论男女，一言慈救，总离不开一个仁字，就是妇女们良知良能了。妇女之仁这一句话，无论何人都是知道的，既有此仁，就有行慈作善的真正根本”，“为妇女的万不要妄自菲薄，轻把自己看成为无用之人。果能从这固有的一点仁心做起，不但慈救能以得到了真实的好处，就是这道化推展，也与这仁心仁德大大的有关系。”[52]
女道德社亦对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进行新的解说：“自古至今，妇女界才德兼全的，实在不可多得。但是有德元才，究竟也不过落个拘迂自守的名号。要是有才无德，那就要有轨外的行动了”，“纵然有才，也不过借才以济其恶罢了。所以古人有这样的经过，才说了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可是有才智怎么就不好呢？但是有才无德，那就恐怕依才济恶，就不如无才的好了。”[53]在上述“德才之辩”中，女道德社注重妇女德才双修，强调个人德行对正确发挥其自身才智的重要性。这亦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先器识而后文艺”格言的表现。女道德社主张妇女德才双修、重德重才的理念，不仅是当时中国妇女界涌现出的新思潮，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重要表征。
综上道院组织特别是女道德社劝导妇女修身养性、积极从事社会慈善活动；调适、改良家庭内部伦理关系以及主张德才双修等表现，说明当时有一部分妇女已经逐步摆脱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束缚，自觉步入一条温和、稳健的追求妇女自由和权利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妇女解放之路。而这些亦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转型之际所发生的遗传与变异。
最后，从扶乩的实践和学理上亦可看出道院扶乩的教化、劝善功能。包天笑在参与扶乩事过二三十年后问其表叔：“你们的扶乩，现在坦白地说一说，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其表叔回答说：
可以说真的，可以说假。??譬如在乩坛上求仙方，假使教一个一点儿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样药也开不出来。若是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神领会，开出一张好的方子来，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说：假使一个向不识字的人去扶乩，沙盘里也写不出字来。但我们踏上乩坛，预先也并没有什么腹稿，并没有诌成一首诗，那只手扶上乩笔后，自然洋洒成文，忽然来一首诗，有时还有神妙的句子写出来。所以我敢认定一句成语，“若有神助”，这便是我说的可真可假[54]。
从包天笑表叔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扶乩涉及复杂的心理机制。但不管怎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识文字或不懂医术的人是不会在乩坛上有所表现的。包天笑回忆其“录谕”时的情形，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
不过在求“仙方”中，我较为困难，因为有些药名，我不熟悉，写了别字。但砚农表叔是知医的人，他一向研究医理，乩坛上开仙方，也是他主持的。于是他开了一张通常所用的药物名称单子，教我常常看看，到乩坛上临开方子，他更详细指示，谨慎检点，也就顺利进行了[55]。
许地山也指出：“扶箕是观念力与灵感活动的现象，有感当然有应，感应的表现就是箕示。这观念力与灵感多半是从在坛场参与扶箕请仙的人发出的。一二人扶着箕，十几二十人的观念力或思想力集中在扶箕者的身上，使他们不自觉地在沙盘上写字。说起来，所写出的离不开在场诸人的观念意志与知识程度。”[56]因此，乩文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参与扶乩之人的能力、心理和意图。
道院明确规定：习乩者在习乩之前必须多读善书[57]。这是为了能够让纂方（扶乩者）在乩坛上扶出劝人行善的文字。有的仙佛临坛，开宗明义地指出坛训皆为劝善之文：“道院为何而设也？诸圣仙佛，何故不惮烦劳，降坛垂训也？明教暗诲，类皆劝善之文，法语异言，书属黜恶之训。”[58]正如亲见道院扶乩的李佳白所说的：道院中的乩文从来没有教人做错事的启示
[59]
。1934年齐鲁大学神学院
署名纪耀荣的调查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所出的训文，都是处世修身的道理，以作道院中私人修养的读物。”[60]1934年，道院借“关圣”的名义在武汉道院训示：“夫刺沙垂训不过相机进导、循循善诱之意，而宏道立慈尚赖人为。若以刺沙、论道、膜拜、诵坐为修者之事已尽，则殊非吾院设坛垂教之本意，且谬以千里也。”[61]从这段话中颇能体味出道院借扶乩之术推展道慈事务的旨趣。
由上观之，道院组织的扶乩活动已经突破了一般扶乩中拜神求福避祸等私领域而转向在社会的基层进行教化、劝善，号召民众修身养性、从事社会慈善活动等公共领域，其自身蕴含的社会意义不容忽视。
三、形似神异：道院扶乩与秘密教门扶乩之不同
关于道院的扶乩活动究属哪种方式，曾加入道院组织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李佳自在20世纪20年代的记录为我们作了清楚的描述。他指出道院的扶乩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用一根一码长的棍子，在中间靠右绑缚一根不足一米长的曲棍，一名男子站在桌子的一边，用左手拿着棍子，另一名男子站桌子的另一边，用右手拿着棍子，如是就在放置桌子上的沙盘里划出了字。只有这两个人才是发布启示的神灵的中介人。另一种方式是把一支毛笔绑缚在曲棍上，在纸上写出字来。大多数启示是用规整的汉字写出来的[62]。
道院组织的扶乩活动与社会上公开的、私设的乩坛在形式上是否有所不同呢？据包天笑的说法：
扶乩的技术，也分为两种，有两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间设有一个四方的木盘，盘中盛以细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悬成一个锥子在其端，名为乩笔。“神”降时，就凭此乩笔，在沙盘里画出字来。如果是两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两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条线，悬在空中[63]。
前述在华传教士通过实地观察亦记载：求神降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一支毛笔绑在一张悬在梁下的弓上（叫作“悬乩”），另一种是由两个人扶着一个丁字形的木架（叫作“扶乩”）[64]。可见道院的扶乩与社会上公开的或私设的扶乩在形式上并无二致。而这种形式亦是秘密教门使用的形式。
秘密教门借用扶乩无非是宣扬组织领导者的神圣、神秘与至高无上，为其非法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如前所述，道院的扶乩主要是修行劝善方面的内容。那么道院的扶乩是否也有神化主要负责人、塑造其至高无上绝对权威的内容呢？以下再对几则训文进行分析。
1923年2月19日，济南道院的重要创始人杜默靖病逝后，曾被道院封为“默真人”，并被授予“天枢统监”的职位[65]。“真人”在道教中亦指仙人，指由人经修炼得道而成，是“体道会真”的人，又称“仙真”[66]。道教史专家卿希泰先生等指出：“道教认为神与仙是有区别的，神是先天真圣，仙是后天仙真。我们一般所称神仙，仅指得道成仙者而已。”[67]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成仙并非只有道教之炼养一途；儒释道三家合流后，个人的道德修养、劝善、行善积累到一定程度亦可成仙，此即传统宗教文化中的“功德成仙”观念。道院将杜默靖奉为“默真人”，说明道院内部已认同其通过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劝善、行善积累的功德得到仙真果位。当“功德成仙”观念用来教化、劝善时，道教的神仙学说成为其表，儒家积极入世的道德文化实为其内涵。在这里，真正的意义不再是“成仙”，而是“劝善”，督促修方恪守道德规范，修身养性，积极从事慈善救济活动。 1923年2月26日，“默靖真人”委托道院所谓“守沙王仙通”临济南道院乩坛出示训文：
默以凡庸，遽登枢要，自数历世功行，较诸先哲所谓三千八百者，甚无圆满之果。所以然者，因得机缘巧值，蒙老祖不次之恩，乃有此一步超升之果。自念叨据非份，益切惴惧。诸方与默靖亲炙有素，而本为大道所出，此后诸端筹进，所望念默荒疏未完之愿，大众一心，力图弥缝其阙，使默少释疚心，亦诸方修功所在也。至于对默之侥幸成功，不可存歆羡心。??若在修者于默徒怀敬仰，久而久之，必如世人之崇拜先哲，空具形式，而于真理正道，且淡然忘之矣。再，默之化也，本属事理之常，以世人不察之故，未免诧以为奇，尤望诸方弗以奇异相传。务挈正大之理，昭告于众，使无误会，而授诽谤者以口[68]。 同年3月1日，“默真人”亲自临坛出示乩文：
自审生平，虽不敢缅越规矩，而于圣哲自持功夫，实愧未纯，乃得今果，能弗悚惶？诸方中，虽或与默仅托新知，究其因缘，固无一而非夙契也。此后望各以友谊所在，进而结成无穷期之道谊。念默在生凡所未了之善愿，合群力以振兴之[69]。
仔细体味这两则训文发现：虽然杜默靖死后被封为仙真，但这并非道院组织有意将其重要领导人涂上神秘的油彩。杜默靖作为道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道院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道院组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