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之所以能够征服文明国家，根本原因就是外部的王权与内部的匠人合作（秦朝时的主动合作，或蒙古灭宋、后清灭明时的胁从），以给内外的商人提供利润为交换，最终使文明国家的内部教会势力孤立而迅速败亡。
而征服一统之后，历代对匠人的―奇技淫巧‖一直怀有戒心，其根本原因就是本朝的王权阶层自己依靠前朝的理科生作为征服的推力而发展起来，担心基于前朝遗 留在民间的技术人士也如法炮制，形成对自身的威胁。那些仍忠于前朝的技术人士们也只能通过地下活动的方式秘密结社、内部交流，以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新的合作 对象重建自己的事业。
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方是绝对―正义‖的，但任何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商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匠人：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教会：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者，所以定亲疏，明是非也 王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权即是真理也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是杨朱的名言。也只有商家思想会这么说话。 理矩阵与权矩阵的合作可见于战国秦国。 利矩阵与权矩阵的合作可见于春秋齐国。 理矩阵与教矩阵的合作可见于宋明理学， 利矩阵与教矩阵的合作可见于新教美国。
除掉这些典型，还有更多元的，就不一一详述了。
写起来太累，引一段―阳子居的日记‖文章吧
http://www.douban.com/note/135186513/?post=ok#last
杨朱：中国伟大的个人主义之父
米塞斯说过无数正确的话，包括在《货币方法和市场过程》一书中说―文明的历史就 是争取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自由而斗争的所有目标就是：约束保护和平的武装力量、统治者及其警察。‖然而，紧接着，他说得就很不靠谱了：―自由的 思想，现在是，过去一直是西方独有的……东方的民族过去一直未尝有过自由的理念。‖这一点他就不如学生罗斯巴德了，老罗在《自由意志主义在中国》一文中说 道：―道家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自由意志主义者，实际上相信政府不干预经济或社会。‖他很是到位地阐述了老庄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好辩而固执的米塞斯不知道会 如何应答。 就如米塞斯所言，文明与对自由的争取是息息相关的。生活在东方土地上的人们也懂得自我的权利，《击壤歌》中所吟唱的―帝力于我何有哉‖难道不是对免于政府暴政的自由的呼唤吗？东方的中国人的历史从很早起就是一部干预与反对干预的斗争。站在政府权力一边的是法家，罗斯巴德正确地指出―法家……仅仅相信最大化政府的权力，并建议统治者如何扩大权力。‖而站在自由一边的则
是道家。
其实，我是在苛责米塞斯老先生了，我现在也认为即便是中国最有智慧的哲人也少有认识到个人主义的价值的，而个人主义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基础，没有个体就 没有自由。且不去说那彻头彻尾为暴政服务的法家，即便是倡导―民本‖的儒家，虽然它的礼乐制度有助于对君权无限扩张的限制，但是孔子的宪政仅仅停留在探讨 如何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和讨论圣贤对民众的教化，民众在孔子眼中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集合概念。也许孔子很是尊重整体意义上的民，因此有了孟子的 激进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孔子从来没有关注过个人意义上的民。没有个人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没有个人自由支撑的宪政最终也会成为暴政。 法国革命就是如此，在法国革命家的眼中只有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为了这些抽象的概念，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可以牺牲。
一部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中国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伟大作品，非常鲜明地阐发了反对政府干预，尊重自发秩序的理念。但是，没有对于个体的关注，―民‖仍旧是 一个集合的概念，缺少对个人权利的表述。这是伟大的老子的缺憾。不过，如果罗斯巴德还知道另外一位奇特的道家人物，也许会更加高兴，那就是杨朱，又称阳子居。
杨朱的思想都在别人甚至是他的敌人那里，他不曾留下片纸供我们学习。从拥护黄老之治的《吕氏春秋》那儿我们找到―阳生贵己‖，从和米塞斯 一样容易激动的孟子那里我们看到被孟夫子批作―禽兽‖思想的―杨朱为我‖。据韩非子和荀子交代，当时杨朱思想非常流行，这说明脑子清醒的人总能认识到个人 自由的价值。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历来反对杨朱的人说他是自私自利，赞扬的人也只认识到了乱世重生保命，却没有阐发他的个人主义。胡适只说是―极端的为 我主义‖，颇不到位。在中国哲人们的话语系统中，多有―君‖―民‖，哪里能够找到高扬着―己‖和―我‖的呢？《列子杨朱篇》虽然被认为是魏晋时人的伪作， 不过这句话应当是靠谱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因为孟子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数害人的思想 都是拿着那些可怕的大词儿，比如―国家‖―天下‖―民族‖等驱人于锋镝之下。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谁有胆略和见识能如杨朱那样明目张胆地说，个人的身体和生 命远远的高于家国天下呢？如果懂得个人的价值、个体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以城市发展的名义用推土机蛮横地推倒那用于遮风避雨的私人住宅，我们就不会以城市市 容的名义用卡车拉走小贩们的水果摊，我们就不会以国家形象的名义用收容所囚禁的流浪者，甚至也不会以所谓保护儿童的名义剥夺贫穷悲惨的父母带着儿女远道出 门行乞。在个人的自由面前，政府权力应当谦卑地止步。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中唯有杨朱做到了。 好可惜啊！同老子一样伟大的杨朱被绝大多数人遗忘了，就像我们总是遗忘每个个人的自由一样。
关于杨朱和老子，另引一段王振今《周景王义经与中国思想建设》的考证（顺便说下，纯为引用考证部分，并不是推荐作者思想，其思想有往另一个角度走极端之嫌）。
公元前530年《左传·昭公十二年》，即子产铸刑书后6年，周王室内发生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奉周礼的周原伯族绞暴虐，被他下属的舆、臣、使们驱逐，
另立 了公子跪寻为首领。另一件大事就是―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消灭）成（成王）、景（景王）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即昭公二十二年去世的刘子 挚），丙申（8月25日），杀甘悼公（即甘过），立成公之孙鱿。丁酉（8月26日）杀献大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劈绰、王孙没、刘州鸠 （即昭公二十一年的伶州鸠）、阴忌（即昭公二十六年的阴忌）、老阳子（即老子，见下文）。‖
反变法的甘悼公要消灭主张变法的成王和景王族人，结果甘悼公等人反而被杀。―于市及‖（到过杀人现场）的，有9年后回答景王无射律义的伶人刘州鸠，有14年后参加王子朝护法军的阴忌，还有杨朱的主人（职务任命人）老阳子。
老阳子是老子的本名，随其父老商姓老，名阳子，爵称伯阳。 《庄子·山木》中有记载：―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后世常被讹为―阳子‖的杨朱，又称杨子，取 道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部分而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的个人主义，他显然是不会―去自贤‖的。《吕览·去尤》中又讲了一个关于美丑关系、与庄文反 其道的故事，文中最后说：―老聃则得之矣。‖可见在西汉以前，阳子即老子、杨子即杨朱，其界限是分明的。
杨朱又称阳子居，阳子居是管理―南之沛‖之职务的称谓。因老子任命杨朱管理南之沛地，故杨朱按职务称―阳子居‖。《庄子·寓言》中训斥阳子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厂‘‖。显然是老子给杨朱的居位，称为―阳子居‖。
老聃是老子的王族称谓，聃季是老子的族祖（本名季载，因封地在―聃‘故称聃季），是周武王的同胞弟弟，聃季族历任周朝的司空之职。《左传·定公四年》说：―聃季授上，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周官》说：―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国家的后勤建设部长（官方版的ARCHITECT，白法师）。道德经十一章的举例―三十六辐共一 毂‖、―埏植以为器‖、―凿户牖以为室‖及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都是关于建设方面的。―周乱‖以前老子应为周景王的司空，―周 乱‖之后，老子无法工作，才接任周室典籍征藏史。
―征藏史‖是景王去世、单穆公政变杀了八个王子、晋国公开出兵支持反变法派以后，于公元前516年由尹氏和王子朝任命的，目的是―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名―征‖藏史。 《庄子·天道》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后，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
老聃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避难后，因失去―聃季司空‖职位，而称字为老来子，―莱‖指休闲的土地，因此楚国人就亲切地称他为―老莱子‖。 《庄子·外物》记述孔子适楚被老莱子召见的对话：―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当谈到老子的理想时，老子悲痛地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功，
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综上所述，老子本名老阳子，字来，赴楚时字称老莱子。老聃是聃季王族的司空职称，爵称伯阳。老子是师称，老聃是官称。
在庄子文的对话中，这种称谓关系十分清楚，如：―孔子谓老聃日……‖、―老聃西游于秦……老子曰……‖。 孔子在《论语·述两》中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指的是老子的地主名。 《诗经·清人》：―清人在彭‖毛传：―彭，卫之河上，郑之郊也。‖指的就是黄河之上、郑国之郊的―南之沛‖，因为那时把黄河称河，而其分支称水，如―洛 水‖。老子被崇尚权势的孔子称地主名为―老彭‖，而后于老子200年的庄子，因其理论―死而不亡者寿‖便称老子为―彭祖‘。 《庄子·逍遥游》：―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即是。
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突然因―心病‖可疑地去世，这使变法的事业受到了致命打击。单穆公和刘狄在新王继位时公开杀了主持变法的大夫宾起，接着又在景王的葬礼后杀了八个王子，公开打出了反变法的大旗。
老子是成王叔氏―聃季‖族人，于公元前530年参与了―成、景之族‖镇压反变法派的斗争，由于他主张―善为士者不武‖没有参加王子朝护法军对单穆公军队 作战。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灵王）、景（景王）之族以作乱‖，其中没有成王的族人。
但老子被委任护典籍去楚的―征藏史‖，王子朝在楚被暗杀后又护典籍回周室，将王室典籍交给了周敬王。由于政局变化，老子在南之沛的领地也呆不下去，只好同接班人阳子居交割了南之沛的财产，―西游于秦‖去了。 《诗经·匪风》为老子西归诗：―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风飘兮，匪车膘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谁能亨鱼溉之釜回？谁将西归怀之好音？‖老子最后死于秦国，秦国的人民自发成队地、哭三次地追悼了他。
老子去世后，杨朱（阳子居，周朝的白法师，官方理学思想的继承人）看到周朝衰落的不可避免，放弃了国家本位的价值观，选择以个人本位的角度发挥道家思想。而追随殷商旧贵族的微子后人墨翟（墨子，殷商的白法师，民间理学思想的继承人）则看到了趁势而起的希望。杨朱和墨家遂分别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以外的两派，是诸子百家前期的主要派别，也是作为统一整体的道家隐退之后，诸子百家纷争的起点。
史记之前，并无老子姓李名耳的任何文献记载，从来没有人叫老子为―李子‖，也不符合诸子百家称谓的基本方式。
历史是历史人写的，而历史人 又各自在自己的利益环境和条件需要中生活。如果没有2800年前周厉王的暴虐，就不会产生―国人‖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有纪年的―共和‖国；如果孔子是王 族，有财有势，就不会流落―周游列国‖求职位，也不会产生《孔子集语·六艺上》：―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翟氏，日：?子有圣 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日：……?呜呼，天之命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删书赞易的文化后果。
人只能在自己的利益环境下生活和表达，写史的人也不例外。西汉的司马迁是写史的权威，但面临周景王变法中的老子文时，就似是而非了，甚至不惜将―季聃‖二字各去一半，称老子叫―李耳‖，以效忠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周室之礼是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整个周朝是个典型的以身份为关系基础的社会。
实际上在战国之前，如果不是有一定贵族甚至王族的血缘，基本上不会有上流社会的立足之地。
所谓诸子百家，也并不是一群平民思想家。即使看起来最逍遥的庄周，其实也是宋国的没落王族,为宋庄公的后裔。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没落王族之后有这么个身份在，如果仅仅是个编草鞋钓鱼谋生的普通平民，这么跟朝中大臣平起平坐地论道，有事没事借粮，在周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所谓从屌丝上来爬得很快的商鞅，原来也不姓公孙，乃是姬姓，也是周王室的没落后裔，封到了商地才叫做商鞅的。
利-教矩阵的问题是利与教本身内在的分歧。
教矩阵本质上是反智的，知识只能由教会阶层垄断，其他阶层只要―信‖而不要质疑，―不要试探你的神‖，教会阶层和教众的身份并不对等。 而利矩阵是基于对等交易的，所以一旦膨胀起来就必然产生突破身份和知识屏障的动力，并不能和教会长期和平共处。 当美国基本统一之后，利矩阵首先支持新生的权矩阵发动了独立战争，然后又支持北方的权-利合作主导的矩阵击败了南方的利-教合作主导的矩阵。
从一战和二战中发家起来之后的美国，起初时清教徒+拓荒资本的组合，现在早已让位于资本+权力的组合，胡萝卜加大棒，背后老大哥一直盯着你呢。
电影《云图》中，废奴派律师的岳父对于宗教解释基于身份的社会关系依据何在的总结，就是“THERE IS A NATURAL ORDER”。
“身份”的划分，是教矩阵的基础。君权神授的时代，就是王权需要取得教皇加冕的“代表神的任命”才能取得公认的、区别于其他军事首领的特定身份。与基于军事实力的王权、基于技术实力的行会、基于经济实力的商会不同，教会的最根本基础就是神学外衣下的身份区分。而为了降低这种身份划分的成本并提高有效性，血缘和种族就是天然的划分依据。这一点，儒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都是共通的。不管是划分出“上帝的选民”的基督教，还是划分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教，“穆斯林有权统治、虐待甚至杀害卡菲勒”的伊斯兰教或以“婆罗门是梵天用嘴创造的，刹帝利是梵天用手创造的，吠舍是梵天用腿创造的，首陀罗是梵天用脚创造的”作为等级秩序自然理论基础的婆罗门教，都内含着为等级秩序提供“合情合理解释”的内核。
所以新教徒登陆北美后，可以一边过着感恩节，一边心安理得地以悬赏头皮、强制赶出家园、故意散播天花等各种直接或间接方式把几千万印第安本地人消灭殆尽；一边感谢上帝的恩赐，一边让黑奴在身边侍奉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