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黄其洪 蒋志红)(2)

2019-03-23 10:35

自谦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的招牌出现,愈是空疏缺乏理念,他们的夸大虚骄的程度反而愈益增高?(黑格尔,1980年,第2页)。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抽象主体性所造成的局面予以嘲讽,同时也表示担忧,他认为这种空疏的理性将造成人们远离实体、远离真理,而如果人们的生活不能被超验实体所统摄,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价值的虚无中,黑格尔将这种价值的虚无叫做存在的深渊。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抽象主体也造成了实体与主体之间的对立,是自由主义者陷入价值虚无的本体之源。

其次,如果这种抽象主体指的是个体意义上的主体的话,那么它指向的就是意志自由的独断和任意。黑格尔把这种陷入到意志自由的独断和任意之中的状态叫做?可耻的颓废?(黑格尔,1961年,第2页)。这种可耻的颓废要么?把法的东西安臵在主观目的和私见之上,安臵在主观感情和私人信念之上?(同上,第8页),从而造成了?内心伦理和公正良心毁灭,使私人之间爱情和权利毁灭,而且使公共秩序和国家法律毁灭?(同上,第8页),也就是说造成了法的合理性的丧失和伦理的普遍性的丧失,这是一种?合法?的?非法?;要么虽然已经出现了社会契约,出现了形式的普遍的法律,但是抽象个体完全从自己的主观和任意出发做出破坏法律的选择,这是一种?不合法?的?非法?。黑格尔对抽象个体的主体性的批判主要地不是对?不合法?的?非法?的批判,而是对那种?合法?的?非法?的批判。这典型地体现在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的反思之中。黑格尔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存在着?对普遍意志的误解,……即:自由的概念不可在每个人的偶然任性的意义下去理解,而必须在理性的意志、自在自为的意志这个意义下去理解。绝不能把普遍的意志看成由一些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组成的,那样,个别的意志就仍然是绝对的了。凡是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地方,就没有自由?(黑格尔,1978年,第234页)。换言之,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契约论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失去了对自在自为的普遍的意志的信念,失去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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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观念,以一种共同的主观来替代客观理性自身;二是虽然某一种主观的个体的意志可能因为一些偶然的外在的原因被多数人接受成为所谓的普遍的意志,取得所谓的?民意?的合法性,但是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形式来说,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主观的意志,当它被看作是绝对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遮蔽理性自身的意志;三是这种遮蔽必然造成成为多数的这个所谓的普遍的意志对其他一切意志的暴力和压制,造成?多数人的暴政?,黑格尔认为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是主观任意对理性自身的最机巧的僭越,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康德的政治哲学实际上都具有这种迷惑性,要摆脱这种迷惑性急切地需要恢复真正的实体性原则。

最后,黑格尔强调,无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主体,还是个体意义上的抽象主体,最终都会导致人的存在的伦理性的丧失,基于情感的团结和协作成为不可能。?伦理只不过是各个个体的本质在个体各自独立的现实里的绝对的精神统一,是一个自身普遍的自我意识;这个普遍的自我意识意识到它在另一个意识里是这样现实的:以至于这另一个意识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或者说,成了对于它的一个独立事物,并且普遍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个完全的独立性里意识到自己与另一意识的统一?(黑格尔,1979年a,第233页)。正因如此,?我在所有的人那里直观到,他们就其为自身而言仅仅是这些独立的本质,如同我是一个独立的本质一样;我在他们那里直观到我与别人的自由统一是这样的:这个统一是通过我而存在的,也是通过别人自己而存在的;——我直观到,他们为我,我为他们?(同上,第235页)。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存在的伦理性是基于两个普遍性的维度来说的:一是作为类的人成为绝对普遍的精神实现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在与他的他者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对绝对精神的共同的归属,从而,作为类的人成为实体性的存在;二是作为个体的人成为作为类的人的现实载体,实现和充实着作为类的人的本质,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中实现了类的一致性,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自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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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现实的,但同时每个个体都在他人之中看到了类的普遍性,而且只有把他人当作一个类的存在的时候,自己才是一个类的存在。所以,他人成为个体实现自己类的普遍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他人对个体来说不仅仅是消极的,更重要的是积极的。而自由主义的抽象的人类主体斩断了人的存在的伦理性的第一个方面,自由主义的抽象的个人主体斩断了人的存在的伦理性的第二个方面,一旦如此,人与世界之间的对抗性、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将取代伦理的统一性而成为构建人的世界的基本法则,黑格尔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摆脱不了的梦魇。

三、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反历史性原则的批判

黑格尔认为,由于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知性的,其设定的本体是抽象的主体,这种知性的抽象的主体往往被自由主义夸大为脱离超验实体甚至脱离他人和社会的超历史的存在物。因而,自由主义容易赋予这样的主体一种永恒不变的所谓本质,与这种本质相对应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一种?理想的?可以成为其他国家范型的社会结构,一种历史的终结状态。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这种反历史主义原则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如果只是一种静止的片面的存在物,只是一种孤立的规定,那么它在本质上就只能是有限的精神,而不是真正无限的精神。在绝对精神这里,?一切的规定都汇集在一起了?(黑格尔,1980年,第421页)。在绝对精神看来,?任何事物,一孤立起来看,便显得狭隘而有局限,其所取得的意义价值即由于它是从属于全体的,并且是理念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同上,第423页)。绝对精神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自己,分化为一系列的不同阶段的有限规定,通过这些有限的规定及其相互关系使自身获得现实化。绝对精神的不同阶段的规定在它所处的逻辑阶段就是绝对的,而相对于下一个逻辑阶段来说,它又是虚假的有待被扬弃的。黑格尔强调精神之所以是本体,之所以是有力量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逻辑的和内在的,而且还因为它必然要获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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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的形式,在自然中、在时间和空间中获得实存,因此绝对理念要?自由地外化为自然?(同上,第428页)。当绝对理念或者绝对精神外化在自然中、分有时间和空间之后,由于它内在的不同逻辑阶段性导致了在自然和时空中显现的形态的不同,这种不同形态的显现表现出一种历史的间断性和连续性,从而使绝对精神进入到历史的领域。当然,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主要不是指自然史,而是指人类史。在他看来,真正地对人类历史的合理反思,就是从历史的事件和材料中反思和发现已经实现在历史之中的绝对精神的不同的逻辑阶段和规定,在人类史中实现了逻辑原则与历史原则的统一。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应该发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黑格尔,2001年,第8页)。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把某种抽象的人性设定作为固定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这既违背了精神的原则,也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只能导致自由主义与真理的背离。

其次,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反历史主义原则的批判还集中表现在对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模型的批判上。黑格尔强调:?契约作为来自任意而关于偶然事物的一种协定,就同时含有对偶性意志的存在的肯定;这种偶性意志对于法是不合适并因而产生不法;但是法是自在自为的,它并不因此而被取消,而只不过发生了一种法对不法的关系?(黑格尔,2006年,第319页)。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一切人为的契约、一切个体与个体之间经过协商而达成的东西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肯定了个体的偶性意志,但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看,这些契约的出发点是偶性的,其结果也是偶性的,甚至它的实现形式仍然是偶性的。所以,这些人为的契约并没有实现自在自为的普遍的法和理性,人为的契约要想具有合理性至少要在内容上与自在自为的法本身相一致,而是否一致其判断的根据不在于多数人,更不在于个体,仅仅在于理性自身。这是黑格尔假设存在着历史上的社会契约而言。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在人类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订立社会完美的抽象的社会契约的历史时刻,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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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虚构。虽然洛克、卢梭和霍布斯等人所假定的自然状态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似乎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阶段,即前社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还没有订立社会契约,还处在一种自然的和天真的状态之中,只有订立社会契约之后人的存在才由自然性转变为社会性。而在黑格尔看来,去追问人类社会从何而来、从何时开始这是一种无意义的问题,只要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就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某种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关系之中,这种现在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关系是个体得以存在的前提,真正的哲学思想应该去考察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关系之中所隐藏的总体性的精神规定以及它们之间的变动,对这些精神规定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那不是哲学研究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社会契约论的具体主张如何有差别,是主张放权还是集权,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是虚假的还是非思辨的,因而也是不客观的和不哲学的。

最后,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反历史主义原则的批判还表现在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上。黑格尔一方面自称自己是启蒙运动的产儿,高度肯定启蒙运动对迷信和非理性行为的批判,启蒙运动对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的推动,启蒙运动对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解放(黑格尔,1979年b,第82页)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运动的真理性展开了批判。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启蒙形成了对信仰的颠倒,不仅实现了信仰内容的颠倒,即把精神的东西颠倒为物质的东西,产生了所谓?祛魅?的效果,而且,启蒙由于一种绝对的否定精神而把自己设定为一种绝对的存在,但是这个绝对的存在又脱离不了个体的感性和主观性,所以,最终造成了启蒙者将自己的主观任意的否定性当成了绝对,成为一种不可被质疑的对象,这种不可臵疑的对象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一种新的迷信,反对迷信的启蒙自身成为了一种迷信,一种?思维的纯粹自在存在?(同上,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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