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公职，但由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有资本积累形成的资源，从而使政党的权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国家采取的决策，从长远来讲，必须是与工商（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吻合的，而同时又必须在所有（阶级）利益中貌似中立，以便保持广大选民的支持”；“国家在其所面临的系统的限制之内，无法创造适当的政策策略；结果造成了政府政策和计划持续变化和失灵的模式。哈贝马斯和奥芬将其称为‘理性危机’或‘理性管理的危机’。由右翼政党控制的国家，唯恐主要抗议集团的力量造成大规模动乱，因而不能大幅度削减开支。由左翼政党控制的国家不能有效实行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策，因为工商业信心会被破坏，经济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因此，不同立场的政府周而复始，政策则变化无端”等等[30]。
面对“民主的危机”，西方的一些学者辩解说，自由主义民主固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萨托利则宣称：“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31]然而，随着苏东专制社会主义政权的突然崩溃和全球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却反倒加重了。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民主事实，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开篇中评价道：“少数人可以很容易地统治大多数，大多数又盲目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在统治者手里，政府是建立在对思想控制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存在于最专制的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32]在《自由主义之终结？》这样的题目下，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指出：“??认为这些事件（指苏东瓦解事件——笔者注）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衰微，更加表明了我们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33]在《真正合理的世界》这样的题目下，华勒斯坦显然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我们现行的世界体系到另一个（或多个）体系的漫长而又艰难的过渡时期”，他说：
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的50 年作出重大历史抉择的话，在哪两者之间作选择呢？显然，我们要在一些人享有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特权这种体系（在一些基本原则方面类似于现行体系）与一种比较民主和平等的体系之间作出抉择。时至今日，所有已知的历史体系实际上都是前一种，只不过其中有些体系比其他体系更不完善罢了。而且我认为，我们的现行体系很可能是最不完善的：正由于它那所谓的长处（创造出的价值增长惊人），才出现了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即使现行体系上层阶层人口在该体系的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要大于以前的历史体系，但随着创造出来的价值越来越大，上层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就会（已是）比其他历史体系中的差距大得多。
然而，不能仅凭所有以前的历史体系都是不平等、不民主的这一事实，就说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比较民主、平等的体系来。关于设计出一个比较民主、平等的体系的可能性，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了，一直在谈论着这一可能性，显然已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我们的现行体系中所确保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和真正民主参与集体决策的不存在的因素，是资本持续积累所处的首要地位。人们所担心的是：如果取消这一首要地位，必将影响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自由、开放的社会。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两种后果是不是同取消资本持续积累所处的首要地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设计出一种首先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可能原先是边沁主义的自由理想），同时限制并控制集体暴力手段以使人人同样感到人身比较安全和在不威胁他人生存及平等权利的情况下享有最大限度的个人选择自由（这可能原先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理想）的体系吗？这可以说是在一种平等的体系、或是一种理论上的民主——完全不同于我们虚伪地称之为民主政权的那种掩饰的、隐秘的独裁政权——架构内于全世界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34]
华勒斯坦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通过“反体系运动”——也即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运动来构建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掌权的人们会甘愿放弃他们的特权吗？当然不会；他们绝不会那么干。”然而他却坚持认为：“这丝毫无损于我的观点。我曾指出：存在着一些影响我们现行世界资本持续积累进程的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在明显地制约着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我曾指出：这些结构性缺陷——我称之为关键机制的渐进线——正在造成一种令人难以安身而又完全捉摸不定的结构性的混沌状态。我也曾指出过：50年后一种新秩序将生成于这一混沌状态；这一新秩序将形成于过渡时期内所有的人——现行体系中的那些掌权者们和无权者们——共同的努力。”[35]在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同样是日益加重的“民主的危机”。弗里茨?沙尔普夫在《跨国政治中的民主》一文中指出：“西方的民主在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没有欢庆胜利反而深陷困境的消息，早已失去新闻价值。这期间，在政治学的讨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人们对导致西方民主当前的困境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看法。对目前的研究状况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人们认为应对此承担责任的是7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经济跨国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再次排除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在战后几十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民主方式驯化资本主义’的能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分配关系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资方。”[36]
面对“民主的危机”，更多的自由民主主义学者则被迫积极探求新的改良主义出路，诸如“参与民主论”、“公共选择民主论”、“新精英民主论”、“技术民主论”等百花齐放式的“新民主论”观点，让人们眼花缭乱。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新合作主义”、 “新多元主义”、“新宪政主义”、“新共和主义”、“新的民主替代”等等新论，以应对“合法性危机”（包括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与集团利益合法性危机）和“整合性危机”（包括利益整合、政见整合与权能整合危机）。
“新合作主义”旨在使国家通过政治整合的创造性办法——基于平等谈判、妥协意愿、共识理念和合作精神之上的民主协商过程——来克服多元民主理论的种种缺陷。一些协商民主理论的倡导者似乎也试图在民主协商中超越私利、寻求基于公共利益的新共识。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质，使得这种理论的应用前景不容乐观。
“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提出者达尔在 80年代的理论转向，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1982年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一书中，分析了多元民主社会存在的四个问题：第一是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第二是造成公民意识的扭曲；第三是使公共议程发生偏向；第四是使得许多有关公共事务的最终控制权从选民及民意代表手中异化。所以，在达尔看来，“多元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就是，“同个人一样，组织应该拥有某种自主性，但同时它们也应该受到控制。”这种自主性和控制的张力究竟如何达致平衡，是当今政治和社会理论中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的最核心问题[37]。1985年达尔在《经济民主的前言》一书中认为，对于自由的许多基本的挑战来自于不平等，或者说是来自于某种自由，即“积累无限经济资源的自由，把经济活动组织成按照等级原则支配的企业的自由”。显然，现代所有制和对于企业的控制，与形形色色不平等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些不平等都对政治自由的程度形成了威胁。达尔指出：“所有制和控制促成了公民在财富、收入、地位、技能、信息、对信息和宣传的控制、接近政治领袖的机会以及一般可预见的生活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成年人之间，而且存在于未出生的人、婴儿和儿童之间。限定一切适当条件之后，这种不平等就会转而使公民之间作为政治上平等的一员参与治
理国家的能力和机会存在巨大差异。”由此，达尔断言，现代“合作资本主义”势必“产生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不平等，以至于造成对于政治平等、从而对于民主过程的严重侵犯”。在达尔看来，自治的权利高于生产资料的权利，而要实现政治自由的承诺，就要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业控制制度，也就是说，把民主原则扩展到车间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38]。此外，如何恢复所谓的“公民精神取向”，反对个人和群体的唯我主义，也成为达尔的关注重点。这些都表明，达尔由“多元主义”立场已经转变为“新多元主义”立场。这种“新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社会主义”理论完全相容。达尔在1978年就指出，多元主义“已不再仅仅限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组织多元主义意味着相对于组织数量增长的自治权增长，这与冲突多元主义明显不同。这种组织多元主义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是不是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取决于决策权的分散程度和企业自主权的程度。他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也能够是高度分权化和多元化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主义秩序国家所能创造的组织多元主义比非社会主义秩序国家所创造的只多不少[39]。但是达尔的“转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詹姆斯? W? 西瑟在1990年出版的《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一书中，不无讥嘲地说：“达尔的《论清除美国民主的某些障碍》是一篇识见不凡和令人感兴趣的文章，出自美国最著名的、声誉卓著的政治学家之一的手笔。”他还不无夸张地说：“达尔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呼吁推翻美国现存的自由民主政体，文章也对政府和社会构筑了一种新的安排。”这种“新的安排”也就是一种“新民主秩序”。那么这种“新民主秩序”包括哪些内容呢？西瑟提到了达尔的诸如改革议会制以制约行政权、设立公民大会以扩大民主参与、指责“宪政联邦制”有违“多数人原则”、指控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等观点，并指出：“达尔不仅主张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以促进更多的由多数人进行的正式控制，而且也主张社会的重建以更平等的方式来分配经济权力和资源。达尔认为程序和实质在这一过程中是互补的，民主程序需要‘同等考虑’每一公民的选择。”达尔认为“除了考虑政治权力对分配的影响之外，还要考虑什么是正义本身”，并且“原则上主张私有公司的公共性质”，主张“实质性的再分配财产和收入”，以及主张“由包括公司所有工人在内的民主程序来控制公司的决策过程”也即“工业民主”。“达尔坚持认为美国政体的道德质量在不断退化，能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的答案，在于今天的自由民主政体已病入膏肓，我们无需把因变革更糟的东西而产生的恐惧当一回事。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忠于一种更优的政治健康标准 ——我们知道这一标准——那么对致力于创建宪法的新努力会产生更优的结果就大可不必怀疑。”对于达尔的这些论断，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理念的西瑟自然是嗤之以鼻的，他甚至认为达尔的新宪政设计与政体选择的思想“不免有些孩子玩耍和疯子发疯的味道了”[40]。
另一位“新多元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 林德布罗姆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认为，私人积累的要求，形成了对于西方政府和国家制度的制约，这些制约形成了对于政策选择的系统的限制。私人投资和私有财产等制度，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要求，如果要想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如果这些安排受到威胁，经济混乱就会随之发生，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换言之，为了在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中保持权力，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私人部门的赢利和成功：这种赢利和成功的基础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而私人部门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保持这一过程的。可见，一个政府的政策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议程，而这种议程至少是有利于即偏向于私人企业制度和合作权力的发展的。于是，民主植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这个制度把一种“特权地位”系统地赋予了商业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不是所有利益之间的中立的仲裁者，而利益集团也不能被看作是必然平等的。毕竟，商业集团对于国家具有不均衡的影响，因此对于民主的结果也具有不均衡的影响[41]。有鉴于此，艾伯特? 费什洛在1990年指出：“政治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重新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化仅仅是开始。”在他的分析中，需要的是有效国家而不是依赖国家，同时并不存在私有化必然增加效率的保证[42]。
达尔和林德布罗姆的“新多元主义”思想，被认为是新宪政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斯蒂芬?L?埃尔金在《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一书中指出，“对达尔来说，??宪政设计的整个问
题是如何符合政治平等和制约政府的目标”；“达尔和林德布罗姆的著作还告诫人们，宪政设计要求不仅要考虑国家，而且要考虑经济和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整体的政制——这样一个政府，它的运行，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取决于如何控制生产资料，取决于政治精英们的信仰体系。”[43]那么，新宪政主义希图说明什么？它与旧宪政主义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引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评论来回答：“在这部著作中，七位杰出的学者对塑造政治生活的制度权力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作者们相信，宪政理论应当超越对专横地行使政治权力加以限制的古典主张，它应当并且能够通过人们的设计，实现经济效率、民主管理以及其他有益的政治目标。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他们相信，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需要从批判的怀疑主义转向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如何得以维系，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效率和公民精神两个方面加以建构。”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在《什么是新宪政论》一文中满怀激情地说：
“新宪政论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激情为基础的：它对目前社会科学中朝着制度主义的转向作出了贡献，并对最近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它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研究政治和经济现象的一个纲领。
新宪政论部分的回应了对于左、中、右三种传统政治纲领进行更为深入的再思考的要求。它是对我们身边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的急剧变化所作出的一个回答。这些变化包括苏联东欧的剧烈变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式微，许多资本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缓慢但却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衰朽，我们必须工作于其中的环境的生态压力紧迫性愈来愈清楚地被认识。这些发展要求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重新整合。
因此，现在我们有了强有力的政治依据来对制度进行深入的和建设性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有智识的依据。??
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我们同样遇到了危机，这是一个在新的方向上追求深度的时机，或者也许是一个放弃运用后现代主义精神进行探讨的时机。在过去150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智识激情可能已经耗尽了创造性的能量。那些曾经沉沦或被贬至边缘的理论现在可能又成了中心的角色。现在正是尝试一些新的理论或赋予旧思想以新形式的大好时机。”
“设计者对制度的视角是一种原则政治的基础。那些采取这些视角的人并不仅仅为他们的狭隘目的而操纵制度，他们也试图改进制度。改进的取得部分地来自使制度进一步摆脱操纵，部分地来自对制度中隐含的理想作更全面的阐述。这一任务需要有一种成熟的、建设性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承认对理论的实践检验与试图超越对表面现象的挖掘和揭露之间的相互联系。
??源自怀疑主义大师们的传统面临智识的枯竭，正如我们从它日益歇斯底里的语调、模糊不清的形式和不断重复的内容上，以及从它丧失了引起轰动和震惊的能力上看到的那样。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紧迫
的对建设性社会理论的实际需要，使我们看到有强烈的理由变换智识的资源。有迹象表明，社会科学的更具建设性的方面有着新的生命力，这些迹象是：“重建科学”的发展，设计者视角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重新出现，和对一种负有道德义务的社会科学的越来越大的兴趣。新宪政社会科学思想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另一种方式。”[44]
斯蒂芬?L?埃尔金在《新旧宪政论》一文中对新宪政论的思想来源与主张作了概括的说明。除了新多元主义之外，社会选择理论也是新宪政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社会选择理论认为，由于信息获取的差别和利益的矛盾，我们每个人的偏好一般是不同的。因此，如何把有差别的个人偏好汇集成一个最终的社会偏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了。埃尔金指出，著名的社会选择理论家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向我们表明，“宪政设计的任务就是要把追求经济效益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而“阿罗所说社会选择的问题是一个设计决策规则的问题，这些规则将决定在那些经济上平等的形态中哪一种形态更具有社会优越性”[45]。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同时指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社会选择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即投票表决和市场机制（货币投票），并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选择方法能同时满足“广泛性”、“一致性”、“独立型”和“非独裁性”这四个条件。这一定理表明，“市场不能做出合理的社会选择”，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就不能迷信市场；同时，我们也不能在政治选择中迷信多数人，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为了发扬民主，我们必须进行更精心缜密的思考和设计[46]。埃尔金还对综合论者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在综合论者看来，“政治活动家们之间的冲突被重新阐述为如何最好地把各种选择结合起来的问题。制度安排的价值要看他们是否以对所有有关者可能和实际有益的方式解决意见上的分歧而定”；“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那些能够以一种产生有效结果的方式记录和综合选择的制度”；而关键的问题“是要设计一个决策者”；此外，他们还在“关于效率的考虑占统治地位的分析中引进了关于平等的考虑”，而“这种努力使得宪政设计问题复杂化了”[47]。最后，埃尔金也谈到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利益代表模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在埃尔金看来，新宪政主义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第一，新宪政主义认为“对于通过行使政府权力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对于“民主的关注”，必须“与对于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减少专制的那种长期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古典宪政论则认为：“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但新宪政主义反驳说：“民主的政府现在不仅要维护正义，这是私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而且要制定政策。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事，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的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第二，新宪政主义认为政治制度除了“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之外，“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也“就是要培养为适当地发挥立宪政体功能所需要的那种个性”，因此，“立宪政体的宪法就必须规定对公民进行教育”，以促成“公民的特性”。这表明了新宪政主义对于建构公民精神的强烈关注。第三，“新宪政论必须面对赋予它特殊形式的一大批政治和社会制度”，并要选择确定“哪些原则将指导（我们把）各种制度结合成一个可行的宪政整体”。尽管“如何把各种制度结合起来而且每次提出一个制度，说明怎样可以设计出这个制度而且假定组成政治体制的各种制度能够凝聚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新宪政论必须是实践合理性的运用，也就是适合对于制度能够并且应当加以结合的政治与社会实践进行判断的推理。而且也许它的整个任务就是界定这种合理性的实质”。第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