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肌理说代表了多数朴学家的诗学观点，因而形成了一派“学人之诗”。 6、简述清初的散文理论
（1）清初散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三大家，其散文理论在明清之际起着重要的承传作用。 （2）他们论文都宗唐宋八大家，侯方域即为这一风气的先驱。
（3）魏禧重视文章的内容充实与独创性，反对形式摹拟，主张积理与练识。
（4）汪琬特别重视才气而又强调法度，崇尚古文艺术与维护唐宋古文雅正传统的倾向，对稍后的桐城派文论很有影响。
7、简述清代学者的文论观点。
（1）清代不少学者如程廷祚、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章学诚等，他们都提出过不少文学见解。
（2）崇尚汉学而反对桐城派的崇尚宋明理学；重视义理、考据而轻视辞章；力主表达详尽而反对拘守法度和片面尚简。
（3）他们对桐城派的批评，在某些方面矫正了其失误，但其自身的文章往往文采不足。 （4）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综合探讨文学与史学，提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统一，充实了桐城派的内容；并重视文章的内部艺术规律；对当时的不良文风也作了有力的批评。 8、简述阳湖派的主要理论。
（1）阳湖派出现于清代乾嘉时期，是桐城派的变种。其代表人物是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敬和张惠言，故称阳湖派。
（2）他们不满于桐城派的贫瘠，追本求源，把向诸子百家学习作为起衰救弊的具体途径，实际也是一种传统古文自救的理论。
9、简述清代词论的基本内容。
（1）清代是古代词论集大成的时代，流派纷呈，理论迭变。
（2）清初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崇尚苏辛豪放词风，抒发胸中愤懑之情。
（3）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宗奉姜夔、张炎清空雅正词风，以词写太平生活和风景。 （4）嘉庆以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提倡作词要有寄托，强调继承《诗经》《楚辞》比兴美刺的优良传统，针砭时世，抒情言志，大大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
（5）总之，清代词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理论总结，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影响直至近代而不息。 10、简述明清诗文理论中的诗文发展观。
（1）这一发展观主要表现为文学的复古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2）明代以前，诗文创作已达高峰，且文体大备，故欲再创高峰确实很困难，复古之风因此而起。
（3）明初宋濂、高棅等人，即主张师古，特别是提出“以盛唐为法”的中心思想。明代中期，一批文人立志以汉文唐诗为榜样，振兴正统封建文学。从茶陵派到前后七子，基本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这种复古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4）公安派和李贽等，开始了全面的反对文学复古的运动。并得明末清初一些批评家入千谦益等人的支持，而初步遏制了复古拟古文风。特别是叶燮、赵翼等，全面考察了诗文的历史发展，论述了诗文的源流本末与正变盛衰，揭示了复古主义的荒谬，并予以沉重打击。
11、明清诗文理论家是如何认识诗文的特征的（即如何认识诗文的意象和意境特征的）？ （1）明清诗文理论家主要是围绕意象与意境问题来探索诗文的特征的。
（2）审美意象即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完美结合。意境则是文学家用虚实相生的方法创造的一种情景交融、和谐含蓄而富于无穷韵味的艺术氛围。 （3）明清诗论家不仅大量使用“意象”、“意境”概念，而且对其内涵也多有分析说明，有的更是明确把审美意象作为诗歌的本体。
（4）陆时雍《诗镜总论》对意象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诗歌意象应该玲珑剔透而又真象显然，不离实际，神色毕著而又圆广涵虚，气韵流动；同时创造诗歌意象，应该是随物感兴，即景自成。
（5）明清诗论家讨论意境问题，比较有成就的是王夫之和叶燮。王夫之在评论诗歌时多方面谈到意境问题，他认为意境的特征是虚实结合，不即不离，而且意境只有在直接的感兴中才能得到。叶燮的《原诗》则从多角度界定艺术形象，最后为读者创造的恍惚朦胧之境，即是意境。 12、简述谢榛《四溟诗话》的主要内容。
（1）宗法盛唐，强调气格等复古主张；提出意象说、兴会说、妙悟说等诗歌理论。 （2）谢榛的理论具有新变色彩，第一，意象说。他认为意象的特征是“妙在含糊”，意象的结构是“景媒情胚”，强调了情在意象中的核心地位；第二，兴会说。他把自然天机视为“兴”，把人工雕琢视为“力”，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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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轻“力”，力求捕捉神往兴会的灵感，有“唯心”色彩；第三，妙悟说。妙悟即审美观照，谢榛要求对盛唐诗歌进行审美观照，从中理解和掌握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和技巧，提高自己的创作境界；同时要进行心灵观照，排除一切主客观的干扰，自由想象。 13、简述王世贞的诗歌理论。
（1）王世贞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艺苑卮言》，在很多方面与李梦阳等人的观点相似。
（2）王世贞的理论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其一，取径较宽，主张广泛学习诗歌；其二，反对明显的模拟，主张在学习的基础上自出机杼。
（3）王世贞论诗以格调为中心，他认为作者的才情，通过构思，形成音节，构成意境，诗格就体现在其中了。具体来说：一，格调与才思有关，因而是因人而异的，故格调不能简单套用；二，格调与艺术境界有关，，佳境就是一种成熟的艺术构思在适当的情况下的完美表现。
14、简述公安派的主要理论（即公安派“性灵说”的理论内涵）。
（1）公安派是活动于明代万历中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中道。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以公安三袁为中心的文学流派为“公安派”。
（2）公安派得楚文化才情洋溢的影响，又与批判前后七子复古模拟之风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
（3）公安派的首倡人物是袁宗道，他著有《文论》上下篇，他从理论上阐明了古今诗文不可因循相袭的道理，力破当时贵古贱今的观念。袁宏道则认为诗文是世道人心的反映，古今诗文各有所长，只有摆脱对古人的膜拜，才能创出诗文新路。他并认为闾巷民歌才是明代文学的真正代表。
（4）袁宏道是公安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在努力摆脱传统性理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汉魏盛唐诗文格调的束缚的基础上，提倡一种个人特定的不为传统礼教所规范的感情，以及本色、自然、无拘无束的表达方式。性灵说作为晚明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露，指感情强烈，且发自本性，而不加掩饰；其二是俗，要求用当时的语言写当时的情事；其三是趣，既努力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趣。
（5）公安派的理论在后期有所变化，开始追求含蓄的诗文风格，其中袁中道还提出向唐诗学习，对前后七子也颇多肯定，只是路径略宽而已。较前期的诗文观念为平稳，但锐气也就消磨殆尽了。 15、简述王夫之对诗歌性质和特点的认识（简述王夫之“诗以道情”的理论主张）。 （1）王夫之继承公安派和李贽等人的诗学理论，提出“诗以道情”的主张，“情”是诗歌最本质的特征，诗歌是请的载体，抒情、动情是诗歌最根本的美学特征。这是对宋明程朱理学在观念、性质上混淆文学与学术著作区别的澄清。
（2）王夫之在“诗以道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情”是“性之情”，将“性”与“情”融于一体。认为“情”与“性”是统一的，离开了“性”，“情”也就无从谈起。而“性”即是“理”体现于人而显示出的热点规律和本质，把诗歌的言情与主理结合起来。
（3）王夫之有关“情”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是人们独特的心理情绪，又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情”中有“欲”，也有对时政得失的品评和感受在内。因此他主张诗歌要“有血性有真情”，强调诗歌应该表现积极、健康的真情，个人感情应与社会伦理、道德相统一
16、王夫之是如何论述“情”与“景”的关系的（简述王夫之关于诗歌审美意象的基本理论）？
（1）王夫之认为，在艺术构思熔铸意象的过程中，情与景不相分离。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与自然社会的生活图景，在作家头脑里相互生发、相互诱导、相互包容，生成审美意象，物化为诗的形象，并创造出诗歌的意境。
（2）意象中情与景结合的程度不同，会使诗歌审美意象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其一，情与景妙合无垠是他心目中最高的审美意象形态，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得到和谐统一；其二，景中有情，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诗人的审美情思，全在景物描写之中；其三，情中有景，指诗中的景物经过诗人审美情思的溶冶，浸润着浓郁的审美情感，实际上是把诗人的审美情思凝聚成为鲜明生动的审美意象。
（3）王夫之的“情景相生”论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作深入观察体验的基础之上的，要求它们包孕生活的真实性，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通过景物表现出来，也只有生动的景物，才能蕴含动人的情思。所以王夫之明确提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17、简述王夫之关于意象生成的基本理论（即王夫之“现量说”的理论内涵）。 （1）王夫之认为意象的本质特征是“情景相生”，生活实践是创造审美意象的前提，但他同时也敏锐地掌握意象创造中所特有的审美观照、艺术直觉、灵感等艺术规律，深刻地提出“现量说”这一诗歌意象生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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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量”本是佛家因明术语，指由感觉取得的直接知识，即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的直接反映。王夫之运用“现量”一词，对诗歌创作中意象的生成进行概括，这是他对诗歌“情景相生”论更深层次的阐述。 （3）王夫之认为审美意象的生成是诗人直接的审美观照，即时的情景直接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即刻拥有的是审美的心胸和情怀，诗人在直接观照的状态下，才能生发感兴，创作出诗歌的意象。
（4）王夫之认为诗歌意象的生成中有艺术直觉的独特作用，诗歌创作无需抽象思维的参与，而是平时积累的感觉知识创造性的飞跃，是直接艺术感兴中所爆发的天巧和灵感。
（5）王夫之的现量说抓住了意象生成的特殊规律，揭示了诗歌创造中直接观照、艺术直觉等现象，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过多强调神理相凑，忽视创作中精益求精的人工之美，未免有其不足。 18、王夫之是如何论述“意”与“势”的关系的？ （1）王夫之认为文学创作的统帅是“意”，“意”是整个作品的灵魂。
（2）王夫之所谓“意”不是指抽象的意理，而是指积淀着理性的自发情意。他认为只有艺术技巧与内在情意浑然一体时，才是“以意为主”。
（3）王夫之在提倡“以意为主”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势”在创作中的作用。“势”是指诗歌创作中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非自觉的隐含思理、支配情意运动的自然趋势或法则。他强调“势”要成为“意”中的神理，追求诗歌的自然化工之美，主张形神合一，以神似为主。 19、什么叫“四情说”？王夫之是如何论述诗歌的功能的？
（1）王夫之从诗歌社会功用与美感作用统一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将诗歌创作与功用联系起来，提出“四情说”。
（2）王夫之认为诗歌的兴、观、群、怨都统一于真情，情是四者的根本。兴、观、群、怨分别是情的四种客观内容和表现形态，故称之为“四情”，指出诗歌是通过它所包含的审美情感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的。所以诗歌创作必须“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从诗歌鉴赏来说，对诗歌中兴观群怨的审美情感进行玩味体悟，就能获得更多的美感享受。王夫之的这一理论深化了传统的“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深度，同时也丰富了诗歌创作论。
（3）兴、观、群、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是相因相生、相辅相成的。“兴”与“观”的统一，在创作中即为“情”与“理”的统一，在鉴赏中体现为美感作用与认识作用的统一。“群”与“怨”的关系也基本如此。 （4）王夫之从不同角度对“兴观群怨”进行了新的阐释，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20、简述叶燮的诗歌本原论。
（1）所谓“本原”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或存在依据。叶燮探索诗歌本原，力图阐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根本问题。
（2）叶燮首先提出“感触起兴”的原则，认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来自诗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观察和感兴。 （3）其次他向诗人提出“格物”的要求，强调客观生活对创作主体的作用，要求诗人必须熟悉生活，反映现实。
（4）叶燮所谓本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生活尚有距离，在其他地方，他仍无法完全摆脱儒家“宗经”观念的束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21、简述叶燮的诗歌正变论。 （1）叶燮所谓“正变论”，即文学发展论，着重讨论诗歌历史发展的规律。
（2）叶燮严厉地批判了明代以来的认为文学一代不如一代的复古倒退论，说明文学 发展和新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认为随着时代和生活的变化，感触起兴的文学也必然随之而发展。
（3）他认为文学因时而变、今胜于古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故而提出“时有变而诗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肯定了文学发展是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的，文学之“变”和不可阻挡的。
（4）叶燮同时指出：文学之“变”不是简单的直线运动，而是采取“递衰递盛”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正变相继，辩证发展。
（5）叶燮的正变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他认为文学发展至唐宋而“能事已毕”，此后即重复过去的发展过程，不免自我限制了其文学发展观。 22、简述叶燮文学创作论的基本内容
（1）创作论是叶燮《原诗》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创作必先端正态度，因为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把创作概括为四个过程：基础、取材、匠心、文辞，而以基础最为重要。
（2）叶燮重点探讨了创作的规律问题，即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条件及原理。他把“理”、“事”、“情”三者作为审美客体和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而把“才”、“胆”、“识”、“力”作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四者之中，以“识”为先。认为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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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创作思维规律方面，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创作思维具有特殊的规律，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逻辑思维，而是彼此渗透，情理融合，要积极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23、什么叫“理、事、情”？（即叶燮是如何论述创作的客观条件的？） （1）叶燮认为“理”、“事”、“情”三者是审美客体、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 （2）“理”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根据，也就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自然之理”，要求描写生活的本质，要求诗人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观察生活的能力。 （3）“事”是指客观事物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而呈现的具体面貌，创作必须通过具体可感的“事”来艺术地言“理”，寓“理”于“事”。 （4）“情”是指事物的情状，即特殊的客观属性。诗要有韵味和意境，就离不开描绘生动而形象的“情”。 （5）“理”、“事”、“情”三者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诗人的创作要反映生活，就必须透过现象写本质，以便闪现内在之“理”的光辉，但“理”又是通过具体可感的事物或活生生的情感来作艺术概括，寓“理”于“事”，是文学家区别于哲学、政治等家的重要艺术手段。而具体之“事”又必须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表现，“情”的种种变化，又是立足于“事”、“理”之上的。
24、什么叫“才、胆、识、力”？（即叶燮是如何论述创作的主观条件的？）
（1）叶燮认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就是才、胆、识、力。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 （2）“才”是指才思才华，是文学家驾驭创作的具体艺术才能。“胆”指作家敢于突破传统束缚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创作中表现为自由创新的艺术精神。“识”指文学家对于世界事物是非美丑的辨识能力。“力”指作家运用形象概括生活的功夫和笔力，以及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气魄。
（3）四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缺少其一，即不能称为合格的作家。但四者之中，以“识”为最先，也最为重要。没有“识”，则其他三者也就无所依托。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美学原则的。 25、简述叶燮关于形象思维的基本观点。
（1）关于创作思维规律的探索是叶燮《原诗》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提出了“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的主张，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象思维”的概念非常接近。 （2）叶燮认为创作思维与一般逻辑思维不同，具有特殊的规律。 （3）他要求“泯端倪而离形象”，不是说无需形象，而是说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 （4）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融化在具体的艺术之中，但“情”必须合乎“理”，所以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理智议论，也可以进入创作并加以艺术化，创作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是彼此融合，情理合一的。 （5）要积极调动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26、简述叶燮批评论的主要内容。
（1）叶燮在重点阐述文学的原理的同时，也以此原理作为依据，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作了批评，并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原理是否正确可行。
（2）叶燮文学批评论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一般的批评原理及标准；其二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评价。
（3）叶燮认为文学批评十分重要，文学需要在批评批评中进步。同时叶燮认为，文学批评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他对于当时文学批评界的盲目崇拜、把批评作交易等不良风气作了抨击。
（4）叶燮在具体批评时，注意辩证地分析问题，在讲究实际的同时，又深刻全面。 27、简述叶燮《原诗》的理论特色。
（1）叶燮的《原诗》具有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2）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原诗》理论的严密系统性；其二，符合文学历史斗争实际的针对性批判性；其三，巧于运用艺术辩证法的灵活性。 28、简述王士祯“神韵说”的理论内涵。
（1）为了躲避文字狱并针对清初诗坛流弊，王渔洋在吸取唐宋理论家如司空图、严羽等多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其说一经创立，即对清代中后期的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神韵说”在作家修养方面，强调性情与学问并举。王渔洋所谓“性情”就是作家的真情实感，这一方面是针砭时弊，另一方面也符合神韵内在的逻辑要求。王渔洋还要求诗人具备扎实的学问根底，多多掌握典故并熟练运用，可以达到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3）在创作方面，追求味外味的美学旨趣。所谓“味外味”，是指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从诗中获得的、来自诗中而又超越诗歌本身、指向诗外的一种审美体验。从创作角度来说，味外味就是诗歌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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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的一种含蓄蕴藉、悠长持久的韵味或快感。
（4）在艺术风格上，以冲淡清远为宗。作为一种风格，其意在以简易平淡的手法表现隽永超诣的情思，从而给人一唱三叹、韵味无穷之感。它来自于道家的素朴美和平淡美观念。
（5）王渔洋的神韵说虽在诗歌艺术原理的许多方面都有可贵的探索，并建立了新的美学体系，但其所谓性情带有较多的消极避世成分，构思上过于看重灵感，风格上偏嗜冲淡等，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局限。 29、简述王渔洋神韵说的美学旨趣。
（1）创作理论是王渔洋神韵说的核心，他要求时刻紧扣读者的欣赏规律来谈创作，特别强调诗歌要能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 （2）所谓“味外味”，是指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从诗中获得的、来自诗中而又超越诗歌本身、指向诗外的一种审美体验。从创作角度来说，味外味就是诗歌传达给读者的一种含蓄蕴藉、悠长持久的韵味或快感。
（3）创造诗歌味外味的途径有：其一，伫兴而就，要等待构思阶段的灵感状态的来临；其二，笔墨精练，诗歌创作只需将一些具有特征的“点“或细节点染出来，其余留给读者自由想象；其三，不著议论，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反对在诗中直接议论说理；其四，象外之象，诗歌的意象能蕴含多层意味，而且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并不明显表露出来，王渔洋在赋比兴三种意象构成方式中，尤其重视”赋“所构成的意象。 30、简述沈德潜“格调说“的理论内涵。
（1）沈德潜以“格调说”建构其理论体系。其体系包括“审宗旨”、“标风格”、“辨神韵”三个方面。
（2）沈德潜继王渔洋之后，故论诗不废神韵，但“神韵”不是他对诗歌的首要要求，而且在对神韵的理解上，沈德潜也不同于王渔洋，他认为神韵最基本的含义是“气韵生动”，不是一味追求冲淡闲远的意境，故他最向往雄大开阔的意境。沈德潜对神韵说的辨识对于清诗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3）“标风格”是沈德潜诗论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骨格、气调等诗歌内在的气度和意蕴，这就是其对格调的理解。在具体的风格上，他既追慕唐诗，但也主张兼收他体，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框套。在诗法方面，沈德潜论法而不拘法，强调神明变化，以自然为主的观点。 （4）“审宗旨”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式的批评，它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也最能显示其格调说的要义和正统儒家诗论的色彩。沈德潜特别重视诗歌的溯源，要求回到关乎美刺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必本原”，要求诗歌密切关注政治得失和风俗盛衰，在艺术风格上主张委婉不露。在对温柔敦厚的理解上，他不仅注意态度和方法，更重视动机和立场，把温柔敦厚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之上。
（5）沈德潜的格调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统治阶级的诗学观，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封建文人审美情趣的需要，总体上表现出正统、保守的倾向。但他能肯定暴露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体现了其诗论的人民性特点。 31、简述袁枚“性灵说”的理论内涵。 （1）“性灵说”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出的重要理论。 （2）“性灵”一词的含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性情和灵机。
（3）袁枚所谓性情泛指人的各种情，但在人的各种情中，他更强调男女之情，似乎描写男女欢爱之情更适合于他的所谓性情，只要从诗人自身出发，写出个人真情实感，就是佳作。
（4）所谓灵机，含义有二：其一，就诗人创作主体来说，是指天分、灵思，即诗人感受和把握现实世界形象特征的禀赋和敏悟；袁枚论诗虽特别重视天分才性，但并不否定读书积学的重要性，要求读书时要“有人”而“无我”，广泛吸取前人创作经验，以充实、丰富自己；作诗时就要“有我”而“无人”，独抒性灵，体现出个人的精神风貌。其二，就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来说，是指天籁，即兴到自成、作品中显现出来的灵气飞动、生机盎然的美学特征。袁枚认为，诗歌虽出自诗人，却非出自人力，而是天地元音，故其特征以“自然”为首，另有“意新，味鲜，趣真，出色”四个特点。在具体创作上则要求“即景成趣”，天籁与人巧结合。 （5）袁枚的性灵说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的诗学思想，对明清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提供了新的理论。 32、简述姚鼐（或桐城派）的散文艺术理论。
（1）桐城派是清代最正统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时序相接，同为安徽桐城人，人称“桐城三祖”，其中姚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理论代表了桐城派的基本理论。 （2）主张写作过程中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第一，“三相济”说直接渊源于方苞的“义法说”，方苞的“义”是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法”则是指文章法则，姚鼐则在方苞的基础上，把“雅洁”作为评价内容和文辞两方面相统一的最高艺术审美标准。第二，“三相济”说，历史地植根与宋学与汉学论争之学术风气之中而有所折衷，宋学指的是清代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汉学即考据学，可见他讲考据，重在义理，归在词章，意在折衷，以助文之境为考据，以文章之学为鹄的。第三，“三相济”说，深刻地表达了他认为文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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