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与消解
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 俞冰 刘标 许庆豫
摘 要：本文梳理了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沿革，探讨了现代性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其负面性质，分析了其与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赋予现代化过程的双重性质。文章基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多重性质，阐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过程，解释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面临的危机及其原因。最后分析了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的设想：应当吸收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和观点，重新确认高等教育价值观念，改革高等教育的相关体制，使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更为顺利，面向人类奉献更加丰富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追求的宏伟理想。这一伟大理想包容着高水平的大学、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与之相互助长的发达的经济实力，以及建筑其上的整个民族的兴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需要清楚的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和效应是什么；隐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背后的观念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唯有如此，我们在追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期望与结果相一致。理解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先行思考与探讨支撑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和观念，梳理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和表现，这将引导我们全面客观地把握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并科学地实践高等教育现代化。
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与局限
现代性思想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源头和启动按键，而现代性思想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秉承了启蒙运动对于世俗化生活、理性主义精神、自由主义思想的追求。启蒙运动用人类的理性批判中世纪宗教思想，用人类的理性取代了神的意志；提倡以人为
本的精神，即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启蒙精神及其发散的人的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思想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内容。正如福柯所说，“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在试图回答着两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1]。
毫无疑问，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理论促进了人思想的解放、社会运行轨迹的革命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在历史的沿革之中，诞生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理论和社会的现代化实践，逐步暴露出其与人自身对立的消极效应。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梳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理论和现代化实践。
吉登斯与哈贝马斯是两位明确主张人类仍未完成对自身处于其中的现代性的思考与把握的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且在之后的岁月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制度在形式上异于一切传统秩序，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与传统对立的现代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性的革命。现代性带来了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启发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但是，吉登斯认为，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2]，现代性的主要特性“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3]。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旨在用一种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时代。[4]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5]，是哈贝马斯众所周知的立场。学者对现代性的犹豫、反思和批判，直接根源于随着现代性产生的人类困境。
在哈贝马斯看来，业已形成的现代性思想和话语系统，实际上在诉说“现代性的”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思想是通过对理性的呼唤和实践获得了承认和确证。而理性中最根本的核心是“人”的观念。哈贝马斯说，“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
所立足的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式微；于此同时，我们却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6]这是因为，现代性思想消解了上帝的意志，宗教再也不能给出世间万物的合理性的依据，那就只能由人给出。而有关人的概念，是由纯粹的思想即超验的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康德最后论证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即现代性哲学的根本问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相应地可以视为围绕着理性人的轴心而展开。”[7]现代化社会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人的观念上构建出来的。因此，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就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主体理性在知识论上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认为主体内在的概念工具可以主动地认识外部的现象。知识不再是主体对外部世界被动的反映，而是主体运用思维能力及范畴框架主动认识事物的结果。康德论述的因果性范畴与事物的认识过程的关系就是典型例证。存在于主体内部的因果性范畴对因果联系的外部现象进行综合，通过假言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人类的知识。在道德论上，善良的行为之所以为善也不再取决于行为的结果，而是取决于行为主体本身的动机，动机是善良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善。因此，主体理性便赋予了主体自身强烈的道德意识。在价值论上，人作为主体，是一切的、最高的目的。
从康德、黑格尔到韦伯，现代性思想一直以理性为其核心。康德高扬主体的能动性，宣称理性为自身立法，人类的理性可以克服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理性的这种自律性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黑格尔也明确地把主体性的自由作为现代世界的原则，主体性的自由表现在对自然规律与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上，即对“必然”的把握。这是一个人从最初的感性意识上升到把握“绝对知识”的过程。黑格尔比康德更加注重现实，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的自由所能把握的本质的东西在国家与社会中也会得到体现，从而使得自由这种主观的概念落实为实在的权利。在黑格尔那里，这
种观念与现实的统一构成了合理性的基本内容。“康德哲学通过对‘人是什么’的命题的回答，直接为‘主体性’作出有关理性能力(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肯定，从而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给出了理性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的题解，而黑格尔则通过对‘绝对知识’亦即本质，说明人们把握真理的过程，亦即展现理性精神的自由本性的过程，从而借助包含着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规律(原则)与行为的统一的‘合理性?概念，给出有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的答案。”[8]并在此基础上使主体性与合理性发生了内在的无法分离的天然的一体化关系。
现代性与现代化无法割裂地发生了天然的密切的联系。现代性在价值、目的、合理性等方面的自我确证构成了现代化的前提，使现代性与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关系就像理论之于行动。践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达成现代性思想目标的过程。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时刻贯穿着人们对现代性的构想与解读。布莱克认为，现代性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国家所体现出的普遍特征，而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些特征的过程。他写道：“归根结蒂，所谓现代，就是一种观念，它给予各种成份以形态。”[9]而人们的观念直接外化为人们的行为。换言之，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就会怎样实现现代化。
“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却成了问题”。[10]现代性概念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研究者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11]后现代主义正是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解构从而否定现代性的。
现代性发展到后期，变得极其僵化与刻板，人的理性成为上帝，变得“全知全能”，最终走向极端。主体理性滋生的一元、专制、霸道及其凌驾一切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导致价值分裂。哈贝马斯和许多同时代学者，都把主体理性视为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
因，并以此为基点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人们以上帝的意志为权威形成了统一的宗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到了现代社会被主体理性取而代之，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科学、道德、艺术等多元的价值领域的分裂和实体理性的解体，即“诸神逃遁”的状态。启蒙理性的分裂虽然带来了各个价值领域的独立发展与专门知识的形成，但由于统一世界观的瓦解，主体理性不得不代替上帝的意志成为不同的价值领域的最高准则。可主体理性把主客体严格对立起来，导致主体对外部世界价值与意义漠不关心，而一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导致了人们以现实的财富、利益为其行动的目的，而漠视信仰、生活的意义和人本身的价值，并且把科学推崇到极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通过计算获得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现代性造成了生命的衰弱、道德理想的沦落和意义的缺失，人的价值被利益遮蔽，现代社会充满风险且支离破碎。
基于现代性思想发生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确实革命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这一过程事实上、天然地内含着与人对立的消极性质。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一词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人们广泛采用的。“这个术语表示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即它开始讨论韦伯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加以发挥。现代化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13]在这里，现代化概念其实是站在系统的角度表述现代性，并使人们看到，现代性思想是如何成为现代化过程，并成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
因此，一个社会践行现代化的过程，完全取决于对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站在哲学的高度，从思想层面上展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特征与种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