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的场所。中国的大学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24]虽然存在着学科领域之间的隔阂，但大学里存在着内在的凝聚力——同样深厚的知识基础、共同的校园文化、相似的生活环境、以及相同的人际交往圈会产生一种感情与命运的认同。大学提供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像大学这样合适的场所目前很难找到第二个。
其次，学术上的研究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前行，而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则没有固定不变的路径可寻。知识分子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件作出反应需要庞大深厚的知识背景。公众的注意力是短暂而易变的，如果知识分子站在公众的立场为公众利益振臂呼喊的话，就需要非同一般的灵活性。他们需要的是批判意识，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加以描述，这就更加增添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难度。源自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却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弥合现代理性分裂造成的大学内部的异质性，在大学这一交往的天然场所内，知识分子调用各自的知识背景与他人交流。他们的言语本着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互相交换看待问题的角度，最终达成共识。这样，知识分子便不再是孤立无援地进行自己的研究，而是作为一个交往参与者最终与其他知识分子和解，并形成以谈话和共同价值为共同旨趣的文化共同圈。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倘若大学成为这样的公共领域，那么实际上已经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广义上的公共领域了，即生活世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交往理性根植于生活世界，远离政治权力与市场逻辑的干扰，形成一股独立而又强大的对公共事务的批判力量，本着自由、公正的人文主义精神，用以抵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僭越与殖民。随着中国民众权益意识的日益觉醒和对公共事务热情的日益高涨，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彰显
出其重要性。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理想的交往公共网络，弥合了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交往的裂痕，不仅不会丧失其场所存在的合法性，反而愈加凸显着自己的重要地位。
第二，强化学科间的联系。现代社会理性分裂，工具理性走向极致，造成了知识分子退出公共领域走入大学，这些教授与专家们专注于自身的知识领域，知识碎片化与专家文化由此形成。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障碍与日俱深，交流显得困难重重。大学内部某些意识形态上或者组织制度上的障碍成为学科间建立交往的绊脚石。若能成功克服这些障碍，交往理性才不致于被遮蔽与掩埋，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对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得以实现。
知识领域的边界导致了学科和院系的形成，学者与专家们的交往理性受制于这一藩篱。大学内部组织结构成为学术交往的最大障碍，其改革明显滞后于人们对交往与理解的热切希望。这种组织结构不仅仅反映了理性断裂造成的结果，并且还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与加深了这一断裂。学者们长年累月与院系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他们的绩效与学术成就依赖本院内的同行专家评议，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局限于自身所在的学科进行研究。因为在院系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组织来评估和肯定跨学科交流的成果，更不用说获得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资金了。因此，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迫在眉睫，交往理性呼唤着我们必须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多学科合作与交流的大学环境。
第三，明确改革的实施者。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强化大学学科间的联系，需要大学推行改革，而改革不是一种空想。学术交往的呼声从未间断却收效甚微，把美好的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去，需要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学术交往意味着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这一改革应当由谁来倡导与负责实施，改革应当从何时开始又应当从何人手？若改革缺少真实的实施主体和严格的执行计划，那么一切都将是一纸空文。美国杜克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管理办公室，并任命专职副校长及其团队负责规划与设计。“这个办公室负责总
体规划与监督杜克大学内部所有跨学科团队的运行，包括指定政策与工作规程以预见这些团队在管理、科研、教学以及实践活动方面独一无二的需求。”[25]2012年，除了专职跨学科研究的副校长及其两个助理之外，杜克大学跨学科管理办公室内部成员还包括一个常务董事、一个人力资源主管、一个财务分析师以及助理。这样，跨学科的交流便提上了大学的议事日程并开始着手实施，这将不再是简单的学科拼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话与交流。这对于所有大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跨学科管理办公室的成立让跨学科的交流拥有了组织上的保障与全盘的规划与设计，再也不会沦落为一个耳熟能详却空乏的口号。
第四，突出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性。首先，对于僵化的院系结构，需要提供一个打破它们的冲力。知识领域的边界以及院系结构对自由的学术交往造成了障碍，大学内部的学者们倘若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常常会因为脱离了所在院系而丧失其归属感。这时跨学科研究的团队中就必须拥有一个把学者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或者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但落实到现实层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一个共同享有的资源。共享资源可以使分散在各个院系的学者们在空间上发生联系，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些资源可以是一些共同需要的基础设施，一个实验室，甚至只是共同进行研究的一个空间。这样可以使学者们在“暂且离开”院系之后也能有其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并可能拥有比过去更好的研究条件。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将极大地促进学术交往的发展，不仅避免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重复建设，模糊了院系的边界，还使得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与深入。
其次，学术交往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使得上述共同资源的建立成为现实。杜克大学就在2012年成立了包括ERIC(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itiatives in China)在内的多种基金，鼓励师生踊跃申请这一跨学科研究的项目，通过平等的竞争获得资金
上的支持。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跨学科研究项目在经济方面的压力，也确保了学术成果的质量。
第五，转变评审机制。教师的激励与评审制度是改革实施者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跨学科研究不仅会造成学者们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学者们的切身利益。对学者们的考核在过去只是集中在院系内。跨学科的研究很难得到承认，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有权威的专家进行评审。这就需要有一个上级组织把各个知识领域的学者们组织在一起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考核，并记入学者们的学术成就内。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学者们的后顾之忧，优秀的学术成果甚至还可以得到本院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奖励。院系间的关系不再是对抗与漠视，而是慢慢走向融合与互利，坚固的界限也会日渐松动与模糊。
大学内部学者们共享的交往理性使得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隔阂被打破，知识分子们走进公共领域形成了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往与互动，共同对抗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用交往理性取代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体理性，这是从本质上拯救处于现代性危机中的高等教育的出路。
注释：
[1]转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5.422—423.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5]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同上，4.
[7]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2. [8]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 [9]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4.
[10]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 [11]同上，3.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31.
[13]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14]乌尔里希·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
[15]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16]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9—37.
[17]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 [18]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
[19]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38.
[2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52. [21]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22]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136. [23]曹卫东.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8.
[24]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
[25]DukeUniversityInterdisciplinaryStudies，http://interdisciplinary.duke.edu/about/contacts，201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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