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表现为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或者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社会事实的表现。换句话说，“现代性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14]。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主要是权力与货币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造成了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从根本上重建生活世界的现代理性，才能弥合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形成抵御体系殖民的力量。一旦这种现代性得以重建，它便能够为现代化的践行指明正确的方向，达成现代化的种种目标。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
现代主体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极性质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存在，并使高等教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产生这种情形的基本原因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一直是一个把人们组织在一起、遵守相同的规则与制度、追求共同的目标与价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在现代性嬗变和危机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原有的合法性地位随之遭到质疑。研究“高深学问”与直接面向经济提供动力，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服务之间的连续性断裂了，而成为直接的显性的和共时的对应关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似乎都在批评高等教育及其现代化过程，却都感觉内容模糊与空泛的原因之一。
在内容上，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是社会现代化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急剧变革，是指发展中国家有计划、高效率地学习、借鉴和模仿发达国家世界高等教育，以期迅速改变落后状况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涉及到高等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质量、受众、功能。
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动态过程渗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理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规定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价值与发展方向，高等教育现代化践行过程中的误区
与困境需要通过对高等教育现代性的正确把握与解读来解决。如同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样，人们怎样理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就会实现怎样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实际上是高等教育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价值危机在现实层面上的反应。这样的困境导致了人们对价值选择的迷茫，高等教育现代化践行之路晦暗不明。
第一，传统的统一的大学价值观解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的、绝对的、统一的东西遭遇挑战，现代社会分裂为一个个碎片，每个碎片有其自身的意义与目标，依托自身的力量延续与发展。大学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其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研究高深学问的力量被消解了。“如纽曼或雅斯贝尔斯在他们的名著中提出的那样，认为大学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理念，之上的观念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现代社会中有多少种认知结构，也就会有多少种大学理念。随着大学使自身合法化的理念或一种基本认知模式的丧失，以及认知模式中多元秩序的涌现，就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15]
埃米尔·迪尔凯姆曾经寄希望于大学能够维护一种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统一的价值观，因此大学必须培养出一批精英来传承社会的文化与道德准则。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知识领域的不断分化造成劳动分工不断加剧，社会变得四分五裂，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自动地把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团结在一起，大学理念也随之消亡。大学不再是提供道德准则和创造统一的价值观的场所了。[16]比尔．雷丁斯也宣称大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现代大学拥有过三种理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和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17]康德式的大学以理性为最高准则，理性是解决任何形式冲突的最终手段。在洪堡式的大学中，普世文化代替理性作为大学的最高理想。而在以“一流大学”为其理念的学府中，大学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官僚系统，以商品的形式来规范知识生产。而这些“理性”、“文化”，“一流”的理念在雷丁斯的眼中皆是一种“幻影”，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理性、文化、一流不再拥有唯一的标准，
任何人都可以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再造。大学理念失去了其外在所指，是一种内部界定的价值单元，其本身的概念也就被消解了。“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18]大学实质上就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共同体”，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和多元的，因此，教学也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再生产。雷丁斯认为，既然理性的分裂导致了知识联合的分裂，那么大学也就无所谓寻找一个有关国家或者文化的一致思想了。
第二，大学的学术权威式微。在现代社会，学者们通过对学术资源的集体垄断，共同积累着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与影响力，控制着对学术知识的解释，制定着衡量专业技能的标准。现在，统一的标准已不复存在，权威失去了其合理性。里吉斯·德布雷认为，学术权威在过去由听课的人数来决定，后来由于出版社接手了学术成果的管理工作，专著的销售量与评论界的好评变为衡量学术权威的标准，如今，媒体成为学术权威的载体，在报纸所占的篇幅与电视上的出镜率成为新的标准。[19]媒体一旦成为学术权威的载体，学术权威就再也不是过去人们所定义的那样了。媒体不用长时间地培育一个人的声望，而是依赖快速制造恶名吸引观众的注意。“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定义。”[20]过去那些能够带来学术声望的优秀品质并不在媒体的游戏规则之内，学者们兢兢业业、日积月累的研究不再符合大众的胃口。
学者对专业知识的解释与专业技能标准的决定权已经转移殆尽，大学的地位与威望也随之动摇。因特网的出现更是转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大学已经不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来源，只要通过一台电脑，学生们便可以了解当今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学术成果。新旧知识更迭令人目不暇接，专业领域内某个最新的理论可能很快就遭淘汰。因此，
大学再也不能教给学生所谓的特权知识，不能保证学生在学习之后便能成为一个领域的行家。大学教师失去了对学术资源的集体垄断，“传道授业解惑”的垄断地位也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在后现代的学者们看来，大学不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唯一领地，大学坚守的最后一点学术权威，也许就是文凭的授予。大学所面临的冲击主要是学术资源的垄断地位的失去和人们知识来源的多样化，这两者削弱了大学的学术权威和大学场所存在的必要性。以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大学体制出现了危机”[21]。
第三，大学内部异质性丛生。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22]现代性洗涤了大学精神，大学本身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工具理性驱使的官僚体制遮蔽了。
现代理性的分裂造成了大学内部的异质性，这不仅体现在大学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体现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裂。知识与认知的差异性使得大学内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标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专家文化严重割裂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大学内部的行政人员可能无法理解教师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与研究，教师们可能也会对行政人员的工作方式心存疑虑。学科与学科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因为不同性质的学科之间存在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在教学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看似无法调和的障碍。
三、高等教育现代化危机的消解
现代性强调理性和主体，是造成现代性和高等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要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困境，就必须用一种新的理性来替代过去的主体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建立基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沟通最终达致和解、求得共识的交往范式。“人类是通
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23]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就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和解。
大学是一个批判性的场所，在面临生活世界与体系的冲突的时候，大学应对生活世界作出其应有的贡献。所谓体系是指以货币和权力为中介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领域，扎根于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和经济组织中，与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论知识类型相对应；而生活体系是以语言为中介组织起来的文化领域，扎根于人们的理解与沟通的活动中，与交往理性和新人文主义知识类型相对应。大学应该运用人文主义遗产的文化价值对抗金钱与权力，在生活世界与经济、政治体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现代大学根植于生活世界，应用交往理性替代目的理性，在大学内部实现不同学科与知识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通过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与和解，对抗资本与政治对生活世界的僭越与吞噬，重建其地位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弥合主体理性的裂痕，消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危机，重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价值。
第一，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上帝意志与宗教权威的崩溃，各个价值领域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每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即形成了专家文化。文化贫困便是由这种专家文化日益与大众实践相脱离造成的。但由于交往理性的存在，大学完全可以成为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辩论的场所。知识分子应当走人大众的领域与之交流与沟通，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文明，颠覆腐朽与陈旧。大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归宿，也是交往的天然场所。
现代理性的分裂以及工具理性固然导致了知识分子局限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埋头苦干，但是知识分子不仅可以选择面向专业领域内的人士写作，也可以选择面向非专业的普通大众写作，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完全可行的。至于大学能够成为知识分子交往的公共网络，其原因是非常明确的。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大学诞生伊始便是知识分子进行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