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所以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仍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很不完善，民法典尚未出台，要求法官完全依据立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一定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是否应当适当允许法官填补立法漏洞。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对《规则》第7条的规定应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恐怕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笔者认为，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
因此，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的确具有积极意义，即要求法官不能以法律无规定为由拒绝对案件的审理，以至造成对当事人的不公;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我国目前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腐败现象依然存在，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法官滥用裁量权徇私枉法的现象，所以如何重新构建法官队伍的问题摆在面前，只有建立具有较高的政治信念、较强的对法律的理解力、较高的道德水准的法官队伍，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掌握这一原则，真正体现公平和诚实信用，在诉讼中发挥证据的应有作用。
本文提出和阐述了一些观点。包括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概述及其分配标准，在分配标准上分别阐述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主要学说和两大法系及我国在分配标准上的规定，在文章中提出举证责任倒置及倒置的原因和前提条件，从而谈及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适用，针对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的欠缺，提出赋予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