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公，有很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
罗贯中正是在借鉴了各种历史资料，参考了各种通俗文化，再熔铸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才创作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不仅是罗贯中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国演义》吸收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尤其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
儒指的是春秋时孔子开创的学派，儒家又被成为儒学、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它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释指的是释教即佛教，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发展，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撞击融合，基本实现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贡献。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它与中华本土文化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道教流传广泛，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李唐时期曾上升为官方宗教。
一、《三国演义》与儒教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春秋时期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讲究忠孝节义，主张“德治”和“仁政”，崇尚“礼乐”和“中庸”之道。经过千年的流传，它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心中。《三国演义》体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伟大精神正是对中国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再现。
例如，孟子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代表着团结，团结代表着力量。演义中表现“人和”精神的地方有很多，例如演义第六十七回“张辽威震逍遥津”， 就是张辽阵营团结协作的结果；第七十一回赵子龙“汉水之战”的最终胜利，就是黄忠、子龙、张著等人密切配合，齐心努力的结果。
儒家的入世精神体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三国是一个动乱的豪杰并起，英雄逐鹿的年代，英雄们怀着建功立业的大志，在沙场飞扬着生命的壮歌。如周瑜就有“大丈夫处世，从事于人，不能立功建业，甘与腐物同尽，真可愧也”的豪言；赵云也有“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的壮心。三国的英雄就是奋斗进取的英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典范。
又如孟子有“威武不能屈”之说，这是一种视死如归，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是“只可杀，不可辱”人格尊严，它深深得鼓舞着一代代的英雄儿女。演义中多少英雄演绎着他们这种不屈的性格和视死如归的豪情，这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在《孟子·告子下》中，有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老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经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而能经受住各种磨难的必定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意志。就连曹操，他的英雄品格和坚毅精神无疑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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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4]张振军先生曾这样感叹：“??但灵魂和意志又是如此强大和坚强。”[5]《三国演义》就有那么一群仁人志士，他们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磨难不妥协，知难而进，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华丽篇章。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是孔子提出来的，后来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最后由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常”。它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三国演义》成功的吸收了“五常”的精髓，特别是对仁和义思想的传承。下面就来讲讲《三国演义》对仁和义的传承和发展。
（一）《三国演义》的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仁的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有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所以它的基本涵义指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仁政说”的核心就是“民贵君轻”。这样把仁和政联系在一起，即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施行王道，使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仁政”、“爱民”、“民为本”历来为人们誉为“德政”“美政”而予以肯定。[6]毋庸置疑，演义中仁的最突出代表就是刘备，并且书中以“尊刘反曹”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呈现。演义中的刘备不但“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而且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贤君”形象出现，作者为了表现刘备这一形象，几近夸张的描写，以至于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评价。当太史慈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后，刘备“乃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刘备与孔融素不相识，而能急人之所急，果是“仁德之人”也。在刘关张到安喜县就任后，“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而当“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之时，五六十个老人“皆来苦告”，可见一个爱民的好官多么受老百姓爱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之时，刘备携民渡江，“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而曹操是作为刘备的一个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演义第六十回中，刘备把自己有和曹操作了对比，他是这样说的：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在里面只用了六个简洁精炼的字，便把曹操和自己不同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泾渭分明。[7]作者贬曹，贬的就是曹操的残暴，即不仁。曹操报父仇兴兵之时，“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性屠戮，以雪父仇”，以一人之私而迁怒于百姓，苍生何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诛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手段何其残忍。可见演义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要有爱民之心。是故：在汉室不仁的情况下，黄巾起义一爆发，百姓就“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当“董卓尸首，号令通衢”之时，“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书中流露出的这种“仁政”“家天下”的思想精神在我们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三国演义》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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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在古代社会，是全社会所崇尚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三国演义》所竭力宣扬的重要内容。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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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义和小义之分，小义即所谓君子之义，大义即所谓“上报国家，下安黎明”之义。而古往今来，都不乏一些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壮举。如，文天祥为保卫国家而英勇就义，写诗一首：孔曰成仁，孟子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是一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豪迈。苏武被扣押在匈奴后，“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始终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这是一种坚守民族气节的傲气。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刺秦王而壮烈牺牲，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壮志。又如专诸之刺王僚，豫让之为智伯报仇等等，一批批英雄书写着舍生取义的华美篇章，一代代的英雄演绎这不朽的佳话。通常“义”也往往和“忠”联系在一起。忠义之人往往成为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歌颂的对象，而不忠不义之人自然要受到社会的唾弃和鄙视。罗贯中传承了这种观念，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的“忠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关羽。在《三国志》中，描写关羽“有国士之风”，讲义气，在小说里，关羽的“义”得到了强化，罗贯中不仅不遗余力地描写他的种种义举，而且盛赞他“以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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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岗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说中更是激情满怀地说“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
一人”， [10]被其父子誉为“三绝”中的“义绝”。这是由于《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忠义这一形象不遗余力的塑造，关羽从古至今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在中国古代如此多的名人之中，被冠以“圣人”者，只有“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关羽还在各个领域被化为神仙，救世主，为后人敬仰和供奉着。在关羽身上既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义，又有仁人志士的大义。当曹操败走华容之时，关羽“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宁愿背负军令状的处罚，“义释曹操”，这就是关羽的“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当刘关张被曹操打散，曹操派张辽对关羽进行劝降的时候，关羽在屯土山上提出了投降的“三约”：“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公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约三事”既体现了关羽对刘备的忠心耿耿，同时其中的“降汉不降曹”也体现了关羽忠于国家的大义。而当曹操对关羽倍加殷勤想留住关羽的时候，关羽却时刻“身在曹营心在汉”，舍弃富贵，千里迢迢，跨赤兔，携兄嫂，过五关斩六将，“随兄知道天涯边”，如此忠肝义胆让人感动。当然，除了关羽，演义中也塑造了不少忠义的形象。袁绍手下沮授“为曹军所获”却“乃于营中盗马，欲归袁氏”，“操怒，乃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事后曹操叹曰：“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厚礼殡殓，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曹操围邺之时，审配坚守城池，后来他的侄子审荣开门迎敌，审配死战，被徐晃所擒，但是拒不投降，北跪受刑，引颈就刃。董卓专横跋扈，独揽朝政之时，忠臣伍孚独自行刺董卓，失败之时，“骂不绝口”，毅然赴死，诗赞其“冲天豪气世间无”。演义中一批批忠义之人，忠义之事，在今天的我们开来，仍不乏其积极进步意义。
二、《三国演义》与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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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汉末三国时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战争频繁，生灵涂炭，百姓和士人饱受侵害，这样黑暗的环境，正是儒家以外思想传播的好时机，而佛教的各种学说，比如因果报应说、彼岸说等，这种学说在当时的环境中适应了正在遭受苦难的百姓和士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精神上的摆脱道路。因此佛教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流传比东汉时期要广。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元末明初的时候，佛教基本已经融入了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佛教已经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涉及佛教的内容相对于儒教和道教较少，但对小说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
（一）佛教的色空思想观
“色空”观是佛教的哲学观点，“佛家认为各种现象都是“因缘合成,缘合即起,缘散即了,本性是空”,“色镜”无常形,刹那生灭.”《维摩经》就有“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之说，《般若罗波蜜心经》更是概括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毛本的《三国演义》开头有一首著名的《临江仙》，是明代才子杨慎所写，被毛宗冈父子放在《三国演义》之首，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全词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小词对历史的风云变幻，兴亡盛衰都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是空的，无论是邪恶、残暴的董卓、曹操，还是贤明、仁义的刘备，最终都乘了历史的匆匆过客，都被淹没在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11]被人们津津乐道，一切“都付笑谈中”。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和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二）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佛教有因果报应之说，《涅盘经》上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不管是先报，生报还是速报，反正做了坏事就有坏的报应，做了好事就会有好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坏人有坏报，好人有好报”
董卓和曹操是两个典型的凶残人物他们做尽了坏事，在他们死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们是体现因果报应说的典型人物。
小说中董卓这个形象大致与史实相近，他掌控朝纲，倒行逆施，残害大臣和百姓，是一个十足的祸害。在《三国志》中，陈寿就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因此，当他的部下李傕、郭汜要将董卓下葬之时，“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下葬，都是这样，最后“零皮碎骨，恶为雷火消灭。”作者评论到:天之怒卓，可谓甚矣。董卓的行为令人发指，连老天都对董卓怒不可遏，连董卓的尸首都不放过，特地大发雷霆，让董卓尸骨无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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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作者的意识当中，佛家所云“前有恶因，后有恶果”的因果报应之说是非常灵验的，[12]老天爷代表着民意，代表着正义，要惩治恶人。
至于曹操，虽然没有像董卓一样是个十足的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干的坏事也并不比董卓少，诸如误杀吕伯奢一家，勒死怀有身孕的董贵妃，处斩董承五家老少男女700余口，为稳定军心而借仓官王垕之头，杖杀伏皇后，鸠杀两位皇子，等等，不胜枚举，确实是罪孽深重。[13]唐代刘知几对曹操有这样的评价：“罪百田常，祸于王莽”。田常是战国时期的齐国相，杀害君主齐简公且自己独裁专政，王莽毒害汉平帝和两岁孺子婴以令天下，最终篡政自立。刘知几认为，曹操的罪行比田常还深百倍，他引起的祸乱比王莽还巨大。
在小说第七十八回中写曹操之死，当时曹操正在卧病，“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污，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第二天晚上，“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当群臣奏说命道士设醮修禳之时，曹操自知罪孽深重，“天命已尽”，不可能再获救，设醮修禳也是没有用的。作者对曹操作这样的描写，深切地体现出佛家“前有恶因，后有恶果”的思想。
（三）佛教的普渡众生说
佛教徒们通常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普渡众生，并且他们还拥有着强烈的善恶分明观。 小说中的和尚普净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第二十七回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时，连夜投奔汜水关，把关将卞喜关前镇国寺埋伏下刀斧手二百余人，要诱关公至寺，约击盏为号，想要加害关公。镇国寺中有一个关羽的同乡僧人，法名普净，普净知道卞喜要加害关公，特地“以手举所佩戒刀，以目视关公”，关公才心里有数，识破了卞喜的阴谋，杀了卞喜。普净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佛家善恶分明，惩恶扬善的思想。之后，普净收拾衣钵，往他处云游去了。
在小说第七十七回，关羽被害，一魂不散，荡荡悠悠地飘到了玉泉山，在这里，关羽又遇见了这个昔日相救他的故人普净。关羽因被吕蒙害死而心有不甘，在空中大呼“还我头来”要求指点迷途。普净对关羽说“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回时致祭”。此处普净用佛家“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思想点化关羽，劝诫关羽向善，关羽才醒悟而后显圣护民，这充分体现了佛家劝人向善、普渡众生的思想。
（三）关羽与佛教的渊源
历史上的关羽地位一般，演义中的关羽地位明显提高，不但是蜀汉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还成为了忠义的代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关羽的社会地位被不断地抬高，被成为武圣的他，地位一度压倒了被成为文圣的孔子。
千百年来，加在关羽身上的名号不断，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宗教领域，关羽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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