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玉树地震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
“在灾难事件发生的初期，有些当事人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的哀伤，因为要处理的事务实在太繁多。但是当回到家中，一切都尘埃落定时，他们那种失落和哀伤之情才会爆发出来。病人之前被打包好的心灵伤口，到了真正需要做辅导或治疗的时候了。”刘家祖说。 社会福利署和医院管理局是香港特区内两个最大的提供临床心理服务的机构，两个机构的人员会非常默契地联手介入。早在紧急小组去菲律宾采取行动时，社会福利署已经收集到受难人员名单，出动社工去当事人家庭进行访问和跟进了，一旦他们有什么需求，会尽力帮助解决。
尽忠职守到最后一刻的旅行团领队谢廷骏的家中，年迈的父母面对儿子的遗物，忍不住老泪横流。谢廷骏生前的爱犬“阿宝”每逢主人回家，都会扑上去欢迎。这次只见到主人的的旅行箱回来，它开始茶饭不思，整天围着行李箱打转。过了好几天，意识到主人再也不能回家了，阿宝才郁郁地安静下来，依偎在两老身边。 “原本以为今年退休后可以享享福，一家人开开心心，没想到突然没了个儿子??我的心就像被人打了一锤，而且是重重的一锤。”谢父说。 现在心理医生正在密切跟进谢家个案，希望能帮助老人早日走出精神阴影。“保留过世亲友的遗物，无法入睡，哭泣，都称为‘哀伤反应’，是应该尊重的。”刘家祖说，“如果劝当事人‘把事情都忘了吧’，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失忆，而失忆是一种更严重的现象。一种适当的哀悼和回忆，可以帮助自己去整理哀伤的情绪。”
但是，如果过了半年或是更长时间，当事人仍然被这些症状困扰，无法恢复正常工作和人际关系，他们的症状往往会恶化为“创伤后压力症”(PTSD)，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刘家祖清晰地记得自己处理过的一个个案：一位曾遭遇车祸的女当事人，由于事发后没有及时做好心理治疗，症状转化成了PTSD。很久以后的一天，在横过马路时，一只狗在她面前给车撞个正着，鲜血溅到鞋上，她当场就被吓得精神崩溃。
“所以，我们心理学家的目的就是，可以越早期帮助当事人，他们转为这种长期盲性精神病患的机率就越小。”由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心理专家们目前还难以评估会有多少人
出现问题，因此他们一直在不断地跟进和观察当事人，借助社工的探访工作，了解每个目标个案的情况，如果有需要，再鼓励他们接受心理学家们提供的治疗。
“最好的情况，是希望通过半年的辅导与跟进后，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在漫长的以后，每逢事故周年日，死者的忌日、生日，或是结婚纪念日等，家属们的情绪可能重新爆发。“每个跟进他们的心理学家都会先把这些日子记录下来，并提前让当事人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寻求我们的帮助。” 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和公众的知情权，在事件后期，一些葬礼和追思会陆续举行，民政局和新闻署还派人帮这些家庭处理对外事务，包括规划葬礼的程序，哪些部分是开放给公众参与的，哪部分是家属私下进行的；如何安排传媒的访问，如何让仪式有秩序地进行。“许多灾难事件的经历人，事后都会对我们心理学家说，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媒体追问。”刘家祖说。
28岁的白领Micheal仍清楚地记得事发当晚香港街头的情景。那天下午，刚刚下班的他与许多香港同胞一起，站在街边商店的电视前看到了人质被枪杀的全程直播。看到电视中混乱的枪战和流血的尸体，许多市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愤和悲痛，当场对着电视破口大骂：“这班人不是特警，是特蠢部队！”
曾有港人看到美国“9·11”事件的电视画面后，感到不安并要看精神科医生。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说，当年新闻中看到的是楼塌，这次看到的是乱枪扫射和伤亡者的血淋淋场面，在港人的心理上会造成重大灾难创伤，严重程度会超过“9·11”。 在特区政府的心理救援行动中，工作对象通常都被分为三类，前两类是直接受害人和其家属，而第三类，则是全体香港市民。通过电视直播，逐格逐秒地看到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全过程，这让无数港人直接成为了事件的目击者，也是间接受害人，他们所受的震撼是比看任何新闻都更为强烈的。许多人无比悲愤，为死难者泪流满面，甚至连续几晚都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脑中就会回放事件发生的电视画面。 事件第二天，香港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属下的“危急事故小组”，为市民开通了的“电话心理支援热线服务”。热线动员了195人次的心理支援义工和义务临床心理学家，轮班协助接听来电。热线开通的五天时间内，累计接到了超过720宗心理求助个案，开通第二天的来电便多达302个。
在来电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个8岁的儿童，但多数是成年人，其中六成半为女性。据统计，七成来电者都是因接触人质事件的媒体报道而引发不安的。有小部分的求助者，虽然与事件并不牵连，情绪反应却非常强烈。有些人除了做噩梦、流泪外，还想封闭自己，不愿和人谈论这件事情。在社工和心理专家与其慢慢倾谈后，专家发现，这些求助者的伤痛并不仅是由人质事件引起，而是过去曾经历过的创伤，被事件再一次触发了。
“哀伤情绪其实是有记忆的。遇到事故，有些人并不一定会主动向人倾诉，而是不再去想它，把它摆到一边，但是，情绪如果没有在当时排解出来，就会一直积蓄在心里，直到被另一个类似事件触发。因此，对于这类个案，我们就要追溯他以往的伤痛，让他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和处理好，才不会再被这类事故重新揭开心里的伤疤。”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危机事件压力处理”资深心理导师林雪芬女士说。 在事件过去了两周，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的热线已经停止后，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潘佩璆医生又联同香港执业精神科医生协会主席黄以谦医生，联系了该会的一群热心精神科医生，设立了面对市民的免费求助服务热线电话。
“根据过去类似事件的研究，在重大灾难过去后，约有9%的人是会在心理上有长期困扰的。但目前为止，香港医管局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长期的热线，我们一群精神科医生经过讨论后，觉得市民还是这种需求，所以自发设立了这样一个服务电话。” 潘佩璆医生解释。
在他看来，心理创伤的治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个电话，我们预计会开通至少半年，如果在之后，求助的人慢慢减少了，会考虑将它终止。” 孩子的恐惧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Jessie已经去世，不会再回到学校上课，但她会得到安息。虽然我们会伤心和难过，但我们应该更懂得珍惜生命，积极生活，好好地爱护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Jessie(梁颂诗)生前就读的学校，班主任面对同学们的悲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说了这样一段话。
9月1日是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但在开学典礼来上，却缺少了几位学生的身影。他们就是此次人质事件中遭遇不幸的几个孩子：已故的梁颂诗、梁颂仪，幸存但未复学的汪氏姐弟和傅泽贤。
许多孩子通过传媒报道已经了解到这次发生在暑假的人质事件，加上许多小朋友也认识当事人，所以受影响的学生范围非常广。有些孩子对于事件难以理解，不愿意上学，生怕一离开父母就再也见不到他们；有些认识当事人的孩子，由于伤心，开始变得沉默，不愿与人接触；年纪小些的孩子由于受了惊吓，甚至会行为倒退，出现尿床和过度依赖的现象?? 相关学校评估了事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程度后，专门给家长发了信并对课程表作出了调整，以便安排班主任辅导课。香港教育局也为每个学校都派出了专门的教育心理专家。这属于教育局危机应变小组的一部分，每逢学校内发生任何事故，比如老师或学生伤亡，这个小组就会启动，专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失去了双亲的汪氏小姐弟，至今还与姑妈一家住在一起。刚回到香港时，两姐弟的情绪非常失落，见到父母生前用品，比如父亲常用的背囊，也会伤心落泪。因此，照顾他们的姑妈一家会尽量避免谈起这次事故，以免他们伤心。等他们情绪平稳后，也带着他们一同逛街吃饭，尽管在记者与姑妈谈话时，两姐弟一直躲在亲人身后，一言不发，但态度还是友善的。社会福利署的心理学家与姐弟俩交谈后认为，虽然他们的心情已经逐渐平息，但还没有到可以复学的阶段，需要再等双亲丧礼过后再观察。
荃湾官立中学已经在开学前安排了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到校，为15名汪绰瑶的好友设立小组工作坊，一起定了计划，协助绰瑶重返校园。
在开学典礼上，荃湾官立中学和许多学校一样，安排了一分钟默哀仪式，表达全校师生的哀思。校方也邀请了“童军知友社”的督导主任，以“生命教育”为题向全校演讲，鼓励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加强逆境自强的能力。教育心理学家和社工也出席了集会，观察学生的表现，希望能及时支援情绪有困扰的学生。
“直接认识死伤者的儿童，他们的焦虑就更大。因此需要学校提供一些纪念仪式，如追思会、悼念仪式等，让他们有渠道去悼念死者，为生者加油，把伤痛情绪转为正面力量。”刘家祖医生认为。
从劫难发生的那一刻开始，香港政府与社会所组织起来的心理辅导专业队，在第一时间介入，并迅速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行动。早在1971年，香港政府就聘请了全港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为市民提供服务。但最初，这种服务并不为人接受。1993年除夕，兰桂坊发生人踩人的惨剧，多人死伤，消息震撼全城，但在心理学会为市民组织的特殊事故压力解说会上，市民反应冷淡，到场的心理学家比事件中的受害者还多。如今，不幸遭遇变故的香港市民，已经离不开专业的心理辅导。
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
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第一是组织机构多，条块分割很严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实呢？我们缺乏相应的部门来统一协调。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哪怕学过一点心理学都去救助，这个动机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来了一批咨询师给灾民做了辅导和教育，没有扎根就走，之后又来第二批做同样的事情，灾民就开始反感了。也有人打着心理学旗号，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足够训练，甚至给灾民的心理援助带来了负面影响。
王文忠：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系统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们还在跟踪，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有保障。现在，我们这里，中央对灾后危机干预很重视了，可如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也很难作出反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些心理援助团体是没钱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维持三年的，也就我们一家，北大、北师大逐渐撤回了，在玉树只有我们中科院心理所。
我个人的体会是，地方上的官员，对硬性指标关注多一些，灾后比如楼房、道路、医院的重建，看得见摸得着，涉及他们的政绩，而心理层面的东西，缺乏考核标准，基层政府积极性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以，现在的中国心理援助，还停留在学术探索和民间支持的阶段，不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民间先行、学术先行的过程，政府会慢慢跟进。
南都周刊：你们做危机干预，当地不配合怎么办？
王文忠：我们到了当地以后，先要给官员做工作，协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认可后再来开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况，有的地方灾后很忙，他们不愿意接洽这事，我们就得花大力气获得他的支持。
我记得，四川地震灾后49天，按照当地风俗，和尚道士都要来，当地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灾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我们觉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对灾民心理疏导很有意义，我们说服了当地政府就去做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和联谊活动，学习书法和绘画，这都是有心理学原理作依据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也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做，他们做的，和你们做的，有怎样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区别应该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稳定、快速开展重建，我们危机干预，也期望受灾群众自立自强，目标是一样的。 灾民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需要政府赔偿，政府不愿意让专业人员介入是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政府不愿意外部力量协助他们处理与民众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关起门搞来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外人来既是帮忙又是监督，甚至会觉得是牵绊。
作为灾区心理援助力量，我们去过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实话。
南都周刊：与地震这样的大灾相比，像南平校园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更容易
受忽视？
王文忠：地震、海啸等大灾难，灾民多是听天由命，因此危机干预尤其重视二次创伤的弱化，因为它涉及人群广，情况更严重，灾民一旦觉得灾难有人为因素，对政府的不满就出现了，比如说四川灾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当事人。而南平这类犯罪案件，虽然也让人们关注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不公，但有很大不同，这一类案件，二次创伤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重大天灾往往都有二次创伤，对此，政府要做一个积极的信息发布者，而不是消极的应对者。
拿伊春空难为例，其实空难影响到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的，包括遇难者家属、幸存者、空乘人员等，但当地政府可能没有有效应对当事人家属和记者们，由此造成的二次创伤，后果更严重。
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晚，纽约市市长在接受CNN访问时曾说过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纽约市，当然是大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件事发生在世界上为此类事件已做出最好准备的城市。”
那么，假如劫难发生在这里，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
问题：根据材料，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灾难心理救援方案。400字，20分。 审题：两种情况：400字以下，对策题：4-5条即可。
500字以上，公文，计划类公文——规划、计划、方案、要点 中国灾难心理救援方案 目标：灾难的心理问题；存在不足 内容：提出的对策。4-5条。
保障措施：教育宣传引导；培养人才；成立组织；资金支持。
十五、城市转型问题（特重大城市困难资源的困难；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奠基两周年。首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定于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书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探索生态城建设的初衷。
一是当前全球气候、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反思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共识。 二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关键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再走传统的城市发展道路，更好地解决城市与环境资源的协调问题成为重要的战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也是探索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示范项目。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理念能复制、目标能实行、经验能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瞭望》专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城市化转型就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瞭望》：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仇保兴：我国的城镇化前一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是机动化的挑战。城市内部将会更加拥挤，而郊区则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居住组团。这与英国上世纪初出现的城市郊区大型居住区类似。但这种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的布局会造成大量问题，包括交通能耗将会很高：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到了晚上工业区则变成了“鬼城”。这些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国有些专家居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郊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