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的观点。实际上，我国绝对没有“本钱”走美国式的郊区化之路，郊区化对于中国而言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是水资源危机。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四是耕地问题。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
另一个是盲目把小村庄合并成大村庄。这种模式在欧洲有过教训。二战以后，欧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农庄，但是效果都不好。欧洲在总结这种做法后，指出村庄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庄都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村庄的布局与农村的经济循环紧密相扣，农民的生产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边的土地上循环利用。一旦把小村庄集中起来，就阻断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循环，而一旦不循环之后生态环境的代价就会很高，农民务农的成本也会随之升高，就会出现“骑着摩托车挑粪便”的现象。 城市现在在推行循环经济，但是作为循环经济典型的农村却在“开倒车”。某国家部委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补平衡，搞来搞去就是看中了农民的地，把农民的地换出来增加地方收入，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们国家怕的就是数字大跃进，许多人喜欢玩数字游戏。占补平衡怎么来的？耕地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造林的数字怎么来的？还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都难以经得起刨根问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认为，这一判断具有代表性，高科技产业将来会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而美国在这方面是领先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是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 我觉得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还要看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也不能看多少人不在城市，如果这些人也能过上相同质量的生活，也完全可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提得非常好，城市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说带来更多的问题。
像北京交通拥堵严重，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城市应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适得其反。城市搞得太大了，交通拥堵，效率会更低，环境也很难搞好，再加上这些大
城市物价高、房价高，所以现在有句时髦的话叫做：“逃离北上广”。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非常重要。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盲目扩张，造成城市病越来越突出。 《瞭望》：城市质量的提高具体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玉庆：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内容很多。首先是就业。维持一个人在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要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说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第二是“居者有其屋”，有方便的生活条件，电、水、气、通讯、交通，等等。第三是有安全感，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如果城市的犯罪率高，而且人情冷漠，这就不符合城市发展的目的。第四是受教育的情况和文化氛围，城市要能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文化和体育设施。第五就是要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和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为身体健康和养老提供一个好的保障。最后是要有好的生态环境，包括水、空气、声环境以及食品安全，等等。 《瞭望》：目前阻碍国内城市化质量提高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玉庆：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再归纳一下，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城市盲目扩张，土地的占用越来越多，而且使用结构不合理。土地对于中国来说是很珍贵的，凡是在城市周围，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土地都比较好，是比较优质的土壤。在荒漠化地区、石漠化地区也很难发展大城市。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化集约度不高，大搞开发区，很多土地闲置。而且土地使用结构不合理，比如过多建别墅；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在开发区为企业一圈就是很大一片土地，而实际上厂房没多少，周围绿地很大，土地浪费很严重。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地占用和使用土地，需要特别关注。 二是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贪大求洋。以前有报道说全国有120多个城市都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虽然我国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上百个，但是都要建国际大都市，定位就有问题。 城市定位应该考虑这么几个条件：其一，自然因素。是干旱地区还是降雨量多的地区，是北方冬天需要供热地区还是南方夏季炎热的地方，城市是否临海、临江等，这都会有所不同。其二，城市资源禀赋的影响，比如城市周围是否有能源及矿产资源、森林等，以及原有的产业结构与基础。其三，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有些城市有一些独特的文化和文物，一些产业就与历史的传承密切相连。其四，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是省会城市还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或是交通枢纽等。比如国家给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个定位本来是很清楚的，但这么多年北京市的发展没有或无法完全按这个定位办，现在城市大到难以收拾了。 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过去城市的建设重视形象工程。多是看得见的、直接能够体现政绩的放在前面，比如说修马路、盖高楼，但是马路底下的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设施就放到了后面。这几年由于抓节能减排，中央和地方开始重视了，这些设施的建设就加快了。但目前来讲，还有相当多的地级市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县城至少70%没有建设。一个城市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几十万人聚在那里，污水都不处理。垃圾也有类似情况，环境能好得了吗？城市化质量能好得了吗？ 近几年公共交通的建设受到重视，本来城市建设初期就应该重点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加速修建地铁，如果十年前修的话要便宜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与城市化是同步的急功近利的政绩观、经济至上的思想，导致了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 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能耗物耗都比较高，高消耗的建筑、大量发展小轿车，工业、生活耗煤也很多，环境污染严重。北京大气污染除了汽车多以外，也与北京一年要烧上千万吨的原煤不无关系。
生态城建设是解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高的一个很好的路径。生态城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建设，使人和自然能够和谐共生，这就必然对节能减排有一系列要
求。再有，作为一个高效率的系统，就必须做到能源、资源消耗低，高效利用。这些都是当前提倡低碳经济的一些基本内容。所以说低碳肯定是生态城的重要特点之一。 《瞭望》：当前要走低碳城市之路，哪些问题应重点解决？
王玉庆：当前城市所谓低碳发展，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有几个地方是要特别关注的，应该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
第一是节能。这是中国目前低碳发展最现实可行、最有效的措施。应该说减排和节能还是两回事。如果说减排就是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那可能是一致的。但如果包括污染物减排的话，那么节能和减排就是两回事了。因为很多污染物的减排往往是要增加能源的消耗。比如污水处理厂要达到的标准越高，所消耗的能源越多。而且往往符合边际递增的规律。在一些重点的水污染治理点，把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从一级B提升到一级A，实际上只提升了百分之几，但是投资和运行费用就上去了，电耗也要提高很多。 第二要考虑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比如少用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尽量用一些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或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电能等。其实城市中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已经很普及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面积世界第一，包括现在新搞的一些太阳能建筑，也正在逐步推广。中国在短期内还离不开煤炭，估计二十年至三十年内一次能源消费还是主要靠煤炭。我们现在提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要占到全部能源消耗的15%，那还剩下的85%呢？其中大部分依然要依赖煤炭。
低碳除了节能、新能源、煤炭的高效利用外，还涉及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比如说在交通体系建设中，交通拥堵耗时长，耗油量很大，污染排放就高了。大量地使用小汽车和公交车耗能就不一样，用汽油车和电动车耗能又不一样。还有就是建筑节能，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耗的30%～40%。其实建筑节能，除了建筑本身的改造之外，与之相关的比如说供热系统，如果做到分户供热，分户计表，按供热量收费，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低碳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同时也需要有其他一些制度配套。
另一方面就是需要有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实行低碳的目标。 再有是关于公众的宣传教育，在社会上建立低碳发展的理念也很重要。我认为一要鼓励，二要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科学普及。
“中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困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之前的政策造成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李强看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五大难题。
一是如何处理户籍制度。这是城市化最核心的问题。在邻国日本，也有户口登记制度。当年日本大量人口涌入东京之后，东京规定：凡是日本公民在东京居住14天以上就可以成为东京市民。所以日本就没有所谓的农民工。其调控人口的手段完全依赖于市场手段。 观察现阶段的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已经超出其自身的承载能力。“如果北京完全放开户籍限制，那我估计全国更多的人口都会涌入北京。谁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学？三甲医院北京最多？但是北京接纳得了吗？”李强一连几个追问，道出了与户籍密切关联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拉大了社会的不公。
李强说，从公民权利角度讲，户籍不应成为公民权利不平等的通行证，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 二是与户籍密切关联的人口流动问题。在流动人口中存在两种想法，一些人不认同城市，而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在城市出生的开始不认同农村。像北京这样需要处理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就成为一大难题，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区，处理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的关系，其中存在着利益的问题。在接纳外来人口的同时，怎样保证不损害当地人口的利益，
李强认为这些都是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
三是伴随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住房、垃圾等问题。城市的基本特点就是人口集中居住。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以上问题就愈加凸显。李强指出，作为全国首善之区的北京，连垃圾分类都很粗略，甚至不作分类。垃圾已经成为困扰北京的难题之一。而交通、环境等问题早已显现。另外，巨型城市形成以后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供应、防疫等都考验政府管理能力。
四是土地问题。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将农田开发为城市。所以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和农村的关系，如何处理农村土地，如何做到节约化的用地等。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是，当前又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不少地方超越条件，大张旗鼓地扩张城市，结果变成了不顾后果侵占土地。
五是拆迁问题。拆迁从国内的情况看，也是和千百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非常需要稳妥处理。如何尽可能制止暴力拆迁的问题，怎样解决拆迁户的居住问题，使得其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没有下降并且还有所提升等，都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李强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央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和保障体系。李强认为，这个体系还很难完全公平。以城市医疗保障来说，各级机关单位与事业单位走一条自己的体系，企业单位则是基本走社保。而农村则是另外一条线——新农合。
对于城乡统筹，许多城市正在试点，但依据李强的测算，如果把城市和农村做成一个体系，需要30～40年的时间。他指出，到2050年，全国劳动力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比不足7%。如果能降到这个比例，现在设想的城乡统筹就能实现，而现阶段，农村还是很大一个包袱，财政负担过重。“当然我们所做的预计都是按照现阶段的发展速度，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所作的推算，不包括发生重大意外的情况。”李强说。
采访中，李强提出了一个“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的概念。他认为，虽然未来中国会有很多小城市兴起，但是未来中国会是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比较典型的社会。尽管中国发展中担心大城市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未来的10～20年内没人能挡得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所以中国面临的就是在人口高密度的情况下怎样管理城市。在此方面，资源较为紧缺、国土面积较为狭小的日本提供的经验有两条：第一是提高管理水平。李强说，现在我国城市管理水平还不高，很多连规划都出现错误，如在人口密集区建设污染较大的企业等。第二是提高城市居民的素质。李强认为，许多问题如果在村子里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城市居民就可能带来较大的麻烦。城市对居民的基础素质要求较高，而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面临着使数亿人口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所以城市化过程中要注意人口素质的培养和提升。
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大的国情，李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多种模式并存：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以及农村生活城市化(就地城市化)。 小城镇模式：支持此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将城市中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推向农村，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城镇在我国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小城镇有其局限性，如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较高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有限。也因此，李强认为，小城镇不能是中国城市化的唯一发展模式。 中等城市模式：小城镇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有研究者认为，与其“撒胡椒面”似的投资于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
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80万，它既可以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聚集效应带来了经济的高度繁荣。 城市群或城市带模式：除了与大城市模式具有相似性外，该模式中大城市与卫星城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联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除上述四种模式外，李强认为还应该有第五种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传播、通讯、交通日益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的“聚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推动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其实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能让村民改变生活方式的话，会比城市人更愉快。既享受农村的生活环境，又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称之为乡村生活城市化。改造乡村，不一定非要到城市来，也能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李强说。
问题：请就如何走出一条城市转型的道路，提出建议。350字，15分。 1、生态城建设 2、高质量 3、特色
4、可持续发展
十六、财政制度改革（分配公平、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透明公开；民生和公共事业偏斜（项目）；民众监督参与财政分配。
公平——遏制非法收入、鼓励正常收入、提高一般收入水平。
深圳市民吴君亮曾向十多个中央部委和十几个城市提出查阅预算申请，因此被称为“中国申请预算公开第一人”。但是这个“第一人”均以失败告终，“预算是国家机密”一直是各方的借口。
2008年5月27日，当他终于打了一个擦边球看到深圳市政府预算，并用数码相机从封面到封底一页不漏地拍下来时，曾经“一阵狂喜”，还在多家媒体上惊呼“深圳市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向普通公民公开政府预算的城市”。但是吴君亮不知道，在很早之前，河南省焦作市已经完完全全地向市民公开政府部门的预算了。
2008年12月24日，当吴君亮获知信息来到焦作实地考察后，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城市，却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做得如此出色。焦作市财政预算中对于部门预算做的非常细致，这是很了不起的。”
近年来，焦作市高度重视公共财政改革发展，把建设民生财政，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焦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认为，财政的运作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大家的钱让大家看着花”的阳光理财机制。
焦作财政一直以来有着良好的改革创新环境和传统，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预算外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