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历史(17)(2)

2019-04-02 22:27

性的活动本身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据如上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而面对的,或他心目中认可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超越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作为本体不可言说的二难悖论;而他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认可的针对康德哲学问题的“应对方式”,则是他的以感性活动、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异化、社会物质关系、共产主义等范畴所构成的“实践哲学”。

10.前面我们说过,由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引发了哲学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的转换,从人们认可为当代哲学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来看,当代哲学的主题已转向了“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如前所述,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面对康德的问题的,那么,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择取的针对康德哲学问题的“应对方式”,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所澄明的当代哲学主题──“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是否具有某种意义关

联呢?或者说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正题。这取决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如果我们从问题与方法两个层面去把握“存在论”的意义,并从这个语境去解读马克思哲学,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是在实践哲学基础上对社会的批判中,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马克思的哲学与当代哲学是在同一个问题域中,只不过走进“存在”的路径不同罢了。

11.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达成如下共识: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集中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但马克思却没有一部阐明他的哲学思想的完整的纯哲学著作。按马克思的

哲学素养和理论旨趣,这种情况是令人费解的。⑵马克思的哲学是由实践(感性活动)、人的本质、异化和异化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范畴编织的哲学之网,实践(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由此才展开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是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⑶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从“言说”(解释)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这个实践不是抽象的、虚拟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必须体现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变(造)上。所以,从实践到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必然指向。因此马克思才说“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通过从言说到实践、从实践到社会批判的意义转换,走进了“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呢? 首先,马克思哲学在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中,对人类的存在意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世界、社会、历史的诠释上。即:人是“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世界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社会存在是“历史”(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人的真正本质;理论的意义的目的,不在于解释(言说)世界,而在于改变(实践)世界。改变世界应该是马克思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应然的价值指向和人类的生存境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指向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言说或解释我们如何存在、应当如何存在,我们总是存在着,这种存在并不依理性的“是”或“否”,它是优先于理性的。也 ①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同上,第18页。 ③

“存在论”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作为“存在问题”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二是作为“如何对待存在问题”的方法,如海德格尔是通过“无之无化”而走向“存在”的,维特根斯坦则是在“沉默中”与“存在”会面。 ④

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哲学观有关。面对“作为哲学的哲学”,马克思主张,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消灭哲学”,使哲学变成现实,从而超越哲学,实现“哲学的终结”。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张汝伦先生著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6

就是说,不管理性的言说或解释是否允许,我们都要吃饭、穿衣,都要进行生产活动,都要进行交换,人与人都要发生关系,并且我们还要存在下去。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才是最切近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我们思考的开始,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

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关注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也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并且要生存得好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样,马克思才从“言说”,通过“实践”(现实的感性活动)走向“社会批判”;由此才有了异化、异化劳动和异化的克服,资本的秘密的揭示,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扬弃;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不仅作为现实的、可即的社会理想实体,而且还作为“意义”、“价值”与“境界”的设定。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就隐蕴在从“言说”到“实践”,从“实践”到“社会批判”的转换中。 其次,马克思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实践论诠释,缘于马克思在哲学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的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马克思从“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出发,去重新构造人、对人有意义的世界,以及人与对人有意义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活动”意义上

的“实践”,是按照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而进行的有意义的“生活活动”,正是在这个“生活活动”中,人、人所面对的世界、实践活动本身才具有了意义。从而人的世界成为人自己所创造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成为实现人自身的历史性发展的世界,人成为“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人。只有在这个特有的“生活活动”中,人类才能一代一代地发展自己,而不是复制自己。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的“生活世界”的不断丰富,是人的“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即人的“生活活动”极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

其三,面对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马克思通过批判、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选择了从“言说”到“实践”(感性活动),从“实践”到“社会批判”的哲学路径。这种选择不是为了哲学而哲学,而是缘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指向。就人存在的意义而言,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哲学不仅仅是“追问”,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追问”往往体现为“言说”,而生活则与社会、历史、生产活动、公平、正义、国家政治、社会革命等的关系更为密切。“生活”超越了“言说”,现实的“感性生活”才是人的本真的“存在”。作为“存在”的意义,不是在“是什么”的言说中的现成的理念,也不是合理性或合逻辑的前提预设和可能的推论,而在于“存在”本身的当下之“为”。这个“为”不以任何理性根据为前提,它是以自身为前提和根据的。所以,“言说”或理性的无化(社会批判和社会革命)成为通向存在的路径。 12.如上所述,我们认为,检视一种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就要看其是否面对了康德以来的二难问题,是否关注当代哲学的主题,即是否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不论以何种方式、何种路径进入)。马克思的哲学虽然在时间的坐标上是历史的,但却具有当代的意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面对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在“实践论转向”中,让我们从哲学的“言说”走进现实的“感性生活”,在“社会批判”中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在哲学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的转换上,与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是异曲同工的,至今还没有被超越。因此,马克思的这条哲学路径在今天仍然有效。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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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⒊《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⒍《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⒏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⒐彭富春:《无之无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⒑张志伟:《是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⒒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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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主题、基点与路径

作者:吴晓明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哲学系 点击数:

4300 更新时间:2005-1-16 【哲学在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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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应当由存在论(ontology,或本体论)的根基处来阐明并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它超越了(并且第一个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只有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重大革命及其当代意义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估价。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同当代生活以及当代思想的最广泛的对话。马克思哲学有进入此等对话的承当,其当代意义将在对话中得以昭彰显著。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当代意义 对话

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工作,主题是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当代意义。事实上到目前为目,这项工作仍主要是一种尝试的探索。《江海学刊》提供了一个机会,希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概要地总结出来。但我认为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系统的成果,也许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大致的观点、框架和策略。就大要言之,它们可以约略概括为以下三点:(1)必须就我们的时代境况非常突出地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个主题;(2)这个主题的理解与把握现在已不可避免地要求达于根本,换言之,当由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做出彻底的和内在巩固的阐明;(3)通达此种阐明的路径乃是广义的“对话”,亦即经由文本解读,以及经由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之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所构成的视域,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作出述说,所以大部分论证的内容就不再出现了。

(一)

事实上,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揭示其当代意义,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几乎每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首先切近地关注着并力图充分地把握这一主题。梅林和普列汉诺夫是如此,列宁和卢森保是如此,卢卡奇以及后来的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同样如此。虽说这种关注的立脚点以及把握主题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当不同的,但这一主题本身——即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却恰好是通过此种差别的方式而不断得到呈现的。如果我们只是较为一般地追问这种状况之缘由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使其归结为以下两点,即第一,马克思哲学在根本上对于未曾超越之时代问题的巨大“统摄力”,以及第二,在此一时代范围内表现问题之不断变迁的更加具体的“历史规定”。

如果这种一般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会去更加关注力图揭示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较为晚近的文献。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以及90年代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这样的列举决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两位著作家在哲学上的基本立场。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列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完全任意的,那么应当承认,我们选取的着眼点仅仅在于这样的一条,即它们对于理解和揭示主题而言具有何种程度的提示性或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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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涉及较为晚近的文献,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到两位颇具提示性的当代哲学家。萨特在60年代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力图论证的一个基本见解是:在我们的时代,任何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企图如何变为一种纯粹的幻想;换言之,他要论证的是这种企图的不可能性,并通过这种不可能性来提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萨特看来,如果“哲学”意味着同时成为知识的整体化、方法、调节性的理念、进攻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等等,那么,真正哲学创造的时代是十分罕见的;而自近代迄今大约可依不同的“哲学”分为三个著名的时代,即(1)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2)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3)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而当今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超越”,不是重复(或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因此,马克思哲学之真正的当代性就在于:“只要产生哲学、负载着哲学性并被哲学阐明的实践(Praxis)仍然生气勃勃,哲学就依然有效。”[1]

如果说萨特主要从马克思哲学所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这一点来指证其当代意义的话,那么,90年代德里达的着眼点则稍有不同。在谈论“时代”这一主题时,德里达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名言——“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脱节的时代中,马克思的思想乃显露为或表现为“幽灵般的存在”——一个幽灵的实在性或在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相反,“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做法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而这种幽灵般存在的真实性恰恰在于:一个完全脱节了的时代中的“现在”——甚至一般说来的任何一个“现在”——乃是从“将来”获得其基本的意义定向的。因此,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乃在于它连接着、开启着或绽露着“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

通过上述的列举或引证,我们获得了关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一些较为切近的说法。之所以说它们是切近的,是因为这些说法在著作家本人那里是以某种特殊的论证作支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巨大的提示作用的。之所以把它们仅仅称之为“说法”,是因为这些说法的意义与其说是实体性的,毋宁说是启发性的或调节性的——取决于它们在理解方面所能开展的深度和广度。举例来说,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英国的BBC组织了一次推举“千年伟人”的活动,而调查或投票使马克思名列榜首。这样的结果确实可以令人兴奋,但我们现在懂得:这一结果当然印证了某种东西,然而印证者仍然可以是相当表面的;除非它得到有力的阐明,得到真切的把握,并且在思的最深入的根基处巩固起来。同样,即便是如萨特、德里达(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这般思想家所提示出来的东西(姑且不论其哲学立场),倘若仅只被当作断言来接受或欣赏,那么这种东西无论多么适合于我们的口味,也必将至于疏阔散宕,甚至成为恶劣的“口头装饰品”。而这样的装饰品根本不可能将思引入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处,相反只是使理解停滞萎顿,使敞开的可能性锁闭起来,并在这气氛中屈服于任何一种偶然的“意见”或满足于任何一种流俗的“闲谈”。

正是在这里,我们再度遭遇着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这一主题,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再度直接面对着阐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这一任务。正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这注定是一项恒久的主题或任务。当1997年我们初始倡言阐场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时,我们确实开始意识到:已经由于自身所经历的境况而获得对这一主题的领会了:马克思哲学的活力源自于我们生存的历史境况,或者竟可以这样说,它属于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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