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和工作。数十年后，延安精神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涉猎的一个热点。为使大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作一些介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当年美国人眼中的延安精神
1．讲求实效，不尚虚文，不爱金钱。
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公私交际往来已日趋频繁。但美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政权的接触，却可追溯到60多年前的1944年7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封锁，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1944年7月随着美军观察组到达，通往禁区的门户一下子打开了。美国人要上延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蒋介石允许他们上延安则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但蒋介石为防止美国人和八路军发生密切关系，对观察组的使命作了严格限制。他们的任务只是和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搜集日本侵略军的情报，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还从名义上加以约束，称之为“观察组”。延安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热情爽朗，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使得美方官兵都着了迷。他们也效法八路军，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上下级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国人一样的简单饭菜，美国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他们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据当时目击的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这样不拘形迹，这样心情欢畅，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这样真诚地相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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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评价。”
延安人使得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捎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没有人开口要美援。有个美国人在延安观察了一周以后，对此不胜惊诧。他问斯坦：“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送坦克、飞机和重炮给我们；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在那一边（指重庆），人人可都是这样问的呀。”（黎泽济编译，原载《外国史知识》1986年5月）。 2．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一个有力的法宝。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7月担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他认为，从延安看今天，没有什么是令人吃惊的，而且肯定不是离经叛道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只不过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办那些很久以前他们就说过要办的事。他说，我承认我有过分突出了那种相似之处，而把历史简单化了。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延安的过去，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层中的连续性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他认为，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一个有力的法宝。他说，我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发现人们一直用它来支持“文革”。现在我认识到，实际上“文革”只是利用了延安精神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只选两句话作为延安精神的象征：“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如果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了延安时期制定的和执行的全部政策，就会看到比起“四人帮”来，邓小平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更忠于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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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眼中的延安精神
1。“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是胜利者留下的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其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专门有一节叫“延安传统”。作者指出：“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4-65页）“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同上书，第65页）“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的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才被他们看成是革命变革的持续过程中的根本因素。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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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按照毛泽东主义观点，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过去革命的成功，而且也是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同上书，第66-67页） 2。“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塞尔登也对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国》第1期发表《再评延安共产主义》一文，同时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修订版，即《中国革命一再访延安》。塞尔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论点，即“延安道路”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所作的总结依然是正确的。但他承认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没有注意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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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失当的问题。他指出，总结这些，“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3．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和当代问题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认为，延安时期的毛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延安的岁月是毛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互助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毛是否早已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还是仅仅只能称为“农民改革家”？外国的观察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神秘。在延安，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在整个边区还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1/3，1/3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1乃是毛称为中间分子的人物。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是这改变了大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通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当然，选举者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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