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普遍老百姓称之为“我们的政府”，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法国学者眼中的延安精神
K·5·卡罗尔系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友，上个世纪印年代中期他曾访问过我国，到过我国18个省、市、自治区。他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原名《毛的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一部外国记者写中国的作品，出版后在国外影响很大。书中有专门一节“延安精神”。书中这样写道：
“评论家近来多次提到延安精神，认为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刻苦坚毅的斯巴达共和国，类似于1937年至1947年间他在中国西北组建的共和国。中华红色共和国于是成了一种幻想，但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环境下去考察。读者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大本营建在半干旱沙漠地带的西北，并不是出于对苦行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选择近代史上罕见的平均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奉行一种学说。
如果说，中国现在确实在一日甚一日地‘延安化’。这是因为，它又一次面临着一场长期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而对手一开始要比它强大上千倍。1937年，它的对手是日本，现在呢？是美国。”（〔法〕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刘立仁、贺季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多处重申了延安时代的纲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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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的含义与西方不同，在这个几乎不存在宗教的国家里，孔夫子价值观念维持着旧秩序的合理性，把中国人封锁在家庭和宗教的圈子里，根本不鼓励社会精神和民族感情。为了建设一个统一集体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分子一直主张对封建的旧文化和旧风俗进行造反。当然，在延安时期他们较为慎重，对于‘文化遗产’加以鉴别，而今天的‘红卫兵’则不分青红皂白了。也许，那时候他们想引导人民自己摆脱陈腐的‘过去’，而今天却要彻底战胜‘过去’仍在进行的负隅顽抗”。
“‘文化’纲领中唯一真正的新东西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延安时代，毛泽东还是一位不犯错误的神；他的权威是没有人怀疑的，但他和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特别是和八路军的著名首领朱德分享荣誉。在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朱德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同时存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主义分子决定不以在世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市和工厂。”（〔法〕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刘立仁、贺季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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