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精神的人文解读
内容摘要：时代语境中的“温州模式”所揭示的“永嘉精神”不仅限于近代知识界所概括的所谓以“事功”为主题的文脉。“永嘉精神”中的“经世致用”，是千百年来学界为应变各自的时代困境，借壳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思想中的一个层面而抽取出来的理论依据。以“事功”为主题的“经世致用”，是“永嘉人”向生命之外扩展空间不断地创造的一个方面；“永嘉人”借山水诗所表达出的向生命意识之内不断的清理是永嘉精神的另一组成部分；而“永嘉人”传承久远的“耕读传家”那种对家园和“道统”的守护则是永嘉精神第三个主要方面。
关键词：永嘉精神 温州模式 商业时代 优秀商帮 人文解读
北京首届当代商会论坛召开之际，因“温州模式”与永嘉之学存在历史的渊源，论坛组委会约我谈一谈“永嘉精神”。我以为在展开论题之前需要厘清两个前提：
首先，“永嘉精神”绝非是仅限于今天行政区划的永嘉一县之域的人文符号。“永嘉精神”是在浙东南一个广阔的多的地域里植入本土并与之共振、脉动，成为这一广袤地域人文灵魂的基因。这个区域或可用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中，外地人模糊的地理概念里，对这一地区的习惯称谓， 既“温州人”一词来比拟。
其二，“永嘉精神”也绝非仅限于近代知识界所概括的所谓以“事功”为主题的文脉。“永嘉精神”中的“经世致用”，是千百年来学
界为应变各自的时代困境，借壳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思想中的一个层面而抽取出来的理论依据。当然，以“事功”为主题的“经世致用”，是“永嘉人”向生命之外扩展空间不断地创造的一个方面；可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永嘉精神中向生命意识之内不断的清理的那些借山水诗所表达出的玄理；人们更忽视了永嘉人“耕读传家”那种对家园和“道统”的守护精神。向外，是永嘉人“求利”所粉饰的人生；向内，是永嘉人“和义”所洗刷的人生；守护，是永嘉人向内不断的拆卸与向外潇潇洒洒去建造的一种平衡，也是永嘉人的幸福哲学。
仍须强调的是，在展开永嘉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之前有必要阐明：一个特定的文化中心，可以依据它在连续性的时空体系中进行层次的区分。而文化中心以及相应地域层级的形成，是我们研究文化区域独立性与完整性的一个关键所在。已往的许多文化地域研究已然将文化空间与经济空间、行政空间混淆在一块。这是必须从本质上进行区分的。
在地理空间上，“永嘉文化”的中心区域即在括苍山脉与北雁荡山脉的怀抱中，以青嶂山为主脉发源的楠溪江流域止落之处，今永嘉县周边的浙东南各县市。从文化地域格局层级关系的地理过程，我们可以推演永嘉文化产生的主导性影响，向南，是瓯江流域各市县，以洞宫山脉最高峰百山祖为界，最南辐射至闽东的太姥山区域、西南则至闽北的仙霞岭；向北，括苍山环抱西北，毗连雁荡山、天台、灵江上游的仙居；西倚仙都，东瞰大海。即古称的三山地区（括苍
山、雁荡山、太姥山）走出这个地理空间永嘉人文的遗迹便渐远而淡薄。永嘉精神所包容的永嘉学派、耕读传家、山水诗源三种文化符号是今天公众语境中温州精神于“筚路蓝缕”时所开拓的。永嘉精神沉淀着生命的礼赞，折射出“永嘉人”所具有的丰富色彩：社会学的、哲学的、工商学的、伦理的、民俗的、审美的、诗意的。 历史的箫声
《山海经》卷10载：“瓯在海中”。晋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晋时临海永宁县即今永嘉县一带。古永嘉地区四季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为古越人提供了衣食之源和利兼水陆的生活环境。也为人口的繁衍、流动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元前192年，汉惠帝加封勾践第七世孙摇为东瓯王，东瓯故城在今永嘉县瓯北、楠溪。其时，东瓯王国之辖地包括今温州市、台州地区和丽水地区。这是该地区出现的第一个行政建置，将温、处、台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置永宁县，兼今温州市和丽水地区，县治在今永嘉县罗浮山下，此为东瓯置县之始。东晋南渡时期，为适应人口户数的增多和土地开发的扩张，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析临海以南置永嘉郡，郡治在今永嘉县。
自永嘉建郡后，以琅琊王氏、陈留谢氏为首的北方的豪门士族带着自己的家族、部曲纷纷流入浙东南。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许多豪门世族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在古永嘉地区封山占水，修建田庄别院。如临海太守希 （王羲之岳父希鉴
之子）就在永嘉郡开辟湖田营造庄园。时任永嘉太守孙绰叹道：“播流江表，已经数世。一朝拔之，岂能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这些南迁士族产业日丰已无心北归了。大量的土地垦植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永嘉一带成了“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的膏壤沃野（谢灵运诗句）。接着，西部的缙云、瓯江上游的丽水，灵江上游的仙居也被开发利用。如公元505年在瓯江上游兴建的浙南最大的水利工程——通济堰。
唐太宗贞观元年，永宁并入永嘉县。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析永嘉、安固（今瑞安）二县置温州，州治在永嘉。此为“温州”得名之始。可知，古时温州就叫永嘉，所以现在的温州人，过去均称永嘉人。唐安史之乱，中原板荡，古永嘉地区却相对稳定，又有大量宗族迁入。如唐宗室李集，举家避乱永嘉，遂世居大罗山。有科考以来闽籍太姥山地区的第一位进士，曾任左补阙的薛令之家族迁居永嘉梯云坊。至唐末，徙居永嘉各县的士族更多，如颜真卿后裔等。这种背景下的聚族而居，自宋以后生齿日繁，文物渐盛，科甲肇兴，人才辈出。
值得关注的是，并非仅是中原士族的南渡，更有闽人的大举迁徙进入永嘉，构成了南北交融的具有大包容性的永嘉人文。以永嘉学派几个关键历史人物的祖籍为例，即可见这种大融合之一斑：周行己，祖籍闽中太姥山赤岸，系洛学、关学的传播者，永嘉学派的鼻祖；薛季宣，祖籍闽中长溪，永嘉事功学说创始人；陈傅良，祖籍闽中长溪，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老师。
唐顾况《永嘉》诗云：“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神奇的楠溪江山水造就了无数的杰出人物和灿烂文化，到两宋时期，孕育了辉煌的“永嘉学派”和“永嘉四灵”。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中评价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足见永嘉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因永嘉是古时温州地区历代都、郡、州的治所所在地，故永嘉文化代表或泛指浙东南地区的文化。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了这些新兴阶层的利益。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
永嘉学派的“事功”之说，在历史的延伸中，奠定了今天闻名于世的“温州模式”的人文基础。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视野中我们将之称为：“永嘉精神”。 永嘉事功之学在传播中的误读
误会永嘉精神为事功之学，始於朱熹。朱熹曾与陈亮辩英雄、论汉唐、言王霸，往复数十通，始终不能契合。因为朱熹看见陈亮承认汉唐、承认权变，就为之痛心疾首，以为陈亮是看重汉唐的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