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左倾苗头。资本家忧心忡忡，停产停工，对共产党接管城市后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许多地方出现工人“闹事”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指导工作。在这里，在这里少奇同志召集天津的干部、职工、资本家进行座谈，大力宣传党的“公司兼营，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做工作：不要担心剥削多，罪恶大，中国目前资本主义剥削相对封建剥削是进步的，是有功劳的。并鼓励资本家多办厂、办好厂。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渐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天津的工商业情况大有好转，为全国的城市管理工作创造了模范的经验，稳定了全局。
第二组 主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负责政治工作报告。他为了全方面了解国民经济的情况，先后召集了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迅速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总方针。他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大会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首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组 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
1958年，由于急于求成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加上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时期。1960年，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刘少奇开始着手国民经济调整。为了了解农村发展的真实情况，1961年4月到5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他轻装简行，居住在王家湾生产大队猪场的饲料房里；他走村串户，了解乡亲们的真实生活；在故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幼年时的好友和乡亲促膝谈心。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认识到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并做了口头发言。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缺点成绩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为全党把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到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和研究经济调整工作。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有力地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决定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的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见效。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结束了连续4年赤字的状况。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就。
第四组 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一）变革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它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刘少奇首先提出要改革单一的计划经济。1957年4月17日，刘少奇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自由市场问题》中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还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
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
（二）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刘少奇非常关心农村工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改革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第一，他强调农村生产关系要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1957年2月，刘少奇在河南新乡农村视察（照）时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第二，他赞同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实行劳动生产责任制。1957年2月，刘少奇在河南新乡视察时，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事实证明，改革和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三）改革流通体制
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工业体系实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纵向管理体制和产品统一调拨的分配方法，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生产单位由于没有经营自主权和独立核算权，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照）上，刘少奇首次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理论恐怕还值得研究。”他在陕西、四川（照）、上海视察期间指出：物资管理办法要改革，要象商业部门管理生活资料一样。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刘少
奇先后八次听取了关于物资工作的情况汇报，两次提请中央批转了改革物资工作的方案。经过几年的改革，到1966年上半年，我国省、地、市、县各级普遍建立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组织起一支从事物资管理和经营的专业队伍；理顺了物资流通体制。
（四）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开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许多地方出现学生升学难、就业难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并大力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在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与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八小时工作劳动制度与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设想。1958年5月，天津市第一所厂办半工半读学校正式开学。
此外，刘少奇对“两种劳动制度”还解释过另一个含义，就是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推行，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向广泛性、多样性形式的发展。到1965年，全国有半工半读学校4000多所，学生80多万。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65年6月底，全国有2500多个单位采用了合同工、临时工和季节工的做法，人数达到58万余人。这些做法，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学习和就业机会，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五）改革分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