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告诫全党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并要健全党内生活，端正党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１９８０年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部分 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一组 人民公仆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上，时刻注意履行“人民勤务员”职责。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利用开会、调查、视察、参加劳动和休假的机会，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人民的困难和疾苦，与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刘少奇非常注重实际调查，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进行视察，与全国各地的群众亲切交谈，一起耕作一起劳动。建国后，刘少奇分管青年工作，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在青年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和最可信赖的良师、益友。
1959年10月26日在全国群英会上，刘少奇亲切接见全国劳模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照）。刘少奇紧紧握住老时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老时，鼓励他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中国已有400多个城市把10月26日这个国家主席和
清洁工人握手的日子定为“环卫工人节”。
刘少奇每次外出时都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做到“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这是1958年7月刘少奇乘坐普客硬座列车去济南视察途中，与同旅客谈笑风生的情景（照）。
第二组 外交使者
刘少奇说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长期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这些是国际友人送给刘少奇的礼品，以及出访时穿过的灰色中山装和皮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
1949年至1960年，刘少奇曾先后四次出访苏联。
当时的国际环境处在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孤立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打开我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6年3、4月间，刘少奇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访。刘少奇大胆的外交实践为维护我国主权，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充分显示出了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三组 务实求真
为了了解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进行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当时，刘少奇就是坐着这样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回到了家乡。他调查的第一站是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63岁高龄的国家主席把生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当作办公室工作、居住了7个晚上。在这里他看到所谓的“万头猪场”养猪不过几头，在屋后的山头拨开风干的人粪便，见到的尽是菜渣和草根，他深感情况已相当严重：农民吃饭已经成为大问题！在天华大队施家冲开座谈会时，国家主席脱下蓝布帽，向群众鞠躬行礼，请大家讲真话。
为了进一步了解调查情况，5月3日，刘少奇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在旧居座谈。他曾找来幼年时的好友李桂生到儿时游泳的安湖塘了解干旱的情况。李桂生说干旱不是主要原因，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刘少奇了解了农村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组 亲友情深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骨肉亲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工作中竭诚合作，生活中同甘共苦，这种战友情谊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刘少奇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少奇十分敬重和关心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也非常信任和尊重。“文化大
革命”中刘少奇遭受错误批判时，宋庆龄依然对刘少奇一家十分关心。1966年11月《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出版时，宋庆龄冒着风险将这两本书送给了刘少奇，并亲自在扉页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宋庆龄”的赠言；刘少奇十分注重和各民主人士的联系和交往，他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王光英、李济深、程潜、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等人交往密切。
刘少奇少小离家，南征北战，他仍旧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时，亲切接见了家乡的干部群众。这次回家调查，刘少奇还看望了姐姐刘绍德，送给姐姐的礼品是：大米5斤、饼干2斤、糖果2斤、盐蛋9个、猪油2斤。他还安慰姐姐：“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您要和社员同甘共苦啊！”
刘少奇是一位建功立业的伟人，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凡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骨肉亲情。1948年秋，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成终生伴侣，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20个年头。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和照顾，堪称革命伴侣的楷模。刘少奇对事业的严格要求，对子女的良好教育，给子女们以深远的影响。刘少奇常教育子女们：“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儿女们也没有辜负父母和人民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尾声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
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更是首当其冲，遭受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66年8月，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骤然降至第八位。随着运动的疯狂发展，他的所谓“罪名”又被升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1968年，在党的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在全会举手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为捍卫真理，拒绝举手（照）。
“文革”期间，尽管全国上下充斥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仍有人挺身而出，为真理与正义而奔走呼告。长春的干部史云峰在“文革”期间冒着风险在街头张贴传单，要求为刘少奇平反。辽宁的女干部张志新写下了《不能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加罪名》一文，为刘少奇鸣不平。
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据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1967年8月5日，在又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1954年的《宪法》（复制件）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等离子音像）但是在那样人妖颠倒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保证国家主席的尊严不受侵犯。
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毛毯包裹着身体，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