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刘少杰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2年5期第116～121页
【内容提要】 重视文化研究是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前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学优良传统，尽管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有泛文化论倾向，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中国社会学连同其文化研究被禁闭，改革开放后也未能对文化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不利于避免社会学研究的表层化倾向。费孝通呼吁加强社会学的精神文化研究，对于重建中国文化社会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因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消费社会到来而引起的价值观念变迁，也要求提升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为推进文化社会学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 键 词】文化社会学/价值观念/网络社会/消费社会
【英文标题】Rediscover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Study in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on Sun Benwen's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to Cultural Sociology
孙本文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大力提倡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研究，对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深刻论述。并且，比孙本文早些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也十分重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化研究才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压抑下被排斥甚至取消。排除文化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伤害，本应随着“左”倾政治思潮被抵制而得到纠正，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社会学中并没有得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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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轻视和排斥文化研究的倾向仍然在继续。认真总结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历史中的经历，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对于摆脱中国社会学研究表层化和边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学传统
重视文化因素，并对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这是孙本文对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突出贡献。孙本文之所以高度重视文化因素，这首先在于他对社会学使命的判断。在1934年写的《社会学原理》初版序言中，孙本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学何为而作乎？曰，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但人类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因此欲求社会改良之进步并非易事，需要对社会矛盾作出有效调适。而调适社会矛盾的关键又在于文化：“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1]
孙本文把调适社会矛盾的关键定位于文化，是基于他对文化的地位与功能的认识。孙本文指出：“文化者人类心力所造作以调适于环境之产物也。人类造文化，积文化，传文化，而即用文化，行文化；于是人类不能离文化，于是文化为人类社会之一种势力，一种支配之势力。举人类生活之全体各部，莫不有文化贯澈，莫不为文化支配。”[2]从孙本文关于文化形式与文化分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各种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包括支配人类行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
孙本文重视文化因素还在于他对社会基本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判断。孙本文认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地境要素、生物要素、心理要素和文化要素，“地境要素与生物要素，固皆有限制人生之力量，但仅为消极之限制，而非积极之宰制。即此消极之限制，亦因文化进步而日减。心理要素，似有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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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力，但人类心理特质，大率在文化环境中陶冶而成。故就大体言，心理特质，仅可谓为文化之反映而已。文化达何种程度，心理即生何种变化。”[3]由是观之，孙本文把地境要素和生物要素都看作制约人类生命活动的消极性要素。心理要素虽然可以支配人的行为，但心理是在文化环境中形成，并且是对文化的反映，也具有被制约的被动性，所以不是真正的积极要素。只有文化才是真正的积极要素，文化要素不仅可以降低地境要素和生物要素对人类的限制，而且还可以促进人们的心理发展。
概言之，孙本文主张的是一种旨在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学研究，而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调适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因素则是文化，于是，文化则成了孙本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文化社会学的代表。虽然孙本文也重视心理问题的研究，但由于他仅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讨论心理现象，并把个体心理归结为对文化的反映，所以他对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心理研究在他社会学体系中的地位必然从属于文化研究。
如果突破个体心理学的限制，从个体、群体乃至社会以及三者的关系来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问题，亦即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现象，心理同文化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不仅人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创造文化产品是在心理活动支配下进行的，而且作为各个民族、各种群体的文化传统最稳定表现的各种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也都是在各种心理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不应当把心理活动仅仅看成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和文化现象的反映，而且还应看到心理活动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并且，就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被动性而言，心理活动既是主动性的根基，也是主动性最活跃、最复杂、最深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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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重视文化研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时代课题。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还有军阀割据、连年内战，神州天地水深火热，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孙本文像同时代的仁人志士一样，急于回答怎样唤起民众、驱逐敌寇，救族保种、振兴中华这一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由于孙本文把文化看成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他就必然把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聚焦在文化上。因此，孙本文注重文化社会学，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建构，而且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
正因为重视文化问题是回答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危难、寻求发展的时代要求，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有很多学者像孙本文一样热切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严复不仅不断地批判儒学教条，主张放弃保守陈旧、限制人性、反对进取的旧文化传统，而且从积极的救国保种的价值取向出发，把斯宾塞具有消极的不干涉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社会学翻译为整合社会、团结进取的群学；康有为在对儒学经典的重新阐释中，论及了大量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大同书》中，对中国文化传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堪称最早的中国制度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著作。梁启超在十分广阔的文化视野里，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化趋势，而且吸收了严复和康有为从西学和中学两个角度阐发的社会学思想，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基础，对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批判，阐述了超越中西文化传统对立的化育新民、重建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为中国社会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对文化问题作出最深刻、最有创新性论述的是梁漱溟。与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主要是承继西学传统不同，梁漱溟的文化社会学则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梁漱溟深刻而具体地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不同特点和利弊得失，阐述了文化三大路向的学说。在梁漱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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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西方在主客关系中向前看的文化路向不同，中国是在伦理关系中持中调和的“往旁边看”的文化路向。虽然中国文化有其欠缺不足，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衰落过时，其中仍然有不可轻视的积极因素值得发扬光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还把他的文化社会学思想付诸乡村建设实践。在他领导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开展乡村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总之，文化问题或文化研究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孙本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一大批社会学家学术研究的主题。重视文化问题，开展文化研究，使早期中国社会学表现了与西方某些实证社会学流派不同的鲜明特点，即克服了单纯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明确张扬救国保种、振兴中华的强烈价值理想，以积极进取的学术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重建。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想，把文化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就一定是有明确价值要求且以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的积极社会学。也正是突出了文化研究的地位，早期社会学显示了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蓬勃向上的旺盛活力。 二、淡化文化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学
20世纪前期形成的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学传统，经过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治浩劫，几乎荡然无存。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学被禁闭的20多年间，文化研究同其他层面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哑口无言，就是在1980年代社会学重建后，文化研究也没有随着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迅速复兴而恢复，相反保持了长期的低潮状态。尽管每年也能发表一些关于文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但比起流动分层、群体组织、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社区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冷热分明、差别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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