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图说明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同其他方面研究的差别时，应当对社会学视野里的文化研究做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如果在泛文化论意义上讨论文化研究，那么时下社会学开展的所有研究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就无所谓淡化的问题了。例如，孙本文就具有一种泛文化论倾向，在他的视野里，文化现象就是全部的社会现象。孙本文指出：“我们可分宇宙间现象为两大类：就是文化现象与非文化现象。我们以人力造作与利用为此两类现象区分的标准。凡经人力造作或利用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现象；否则都是非文化或自然现象。”[4]按孙本文这种理解，不仅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都属于文化研究，而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都属于文化研究，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把孙本文的社会学称为综合学派。
在社会学视野里，文化社会学研究应当是一种同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有清楚区别的研究。虽然社会学中已有很多关于文化社会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讨论，例如德国齐美尔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学派，美国沃德、吉丁斯以及英国弗雷泽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学派，还有文化地理学派、文化人种学派等，凡此种种学派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社会学研究作了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费孝通晚年关于文化研究的论述，对正确界定文化社会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开展文化研究应当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即在个人和群体关系中研究文化，他指出：“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种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中国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5]
从费孝通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学应当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中把握文化现象，文化是从个体的生命活动中积累而成的群体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财富，反过来具有群体或社会公有性的文化又以各种方式储存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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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就是说，虽然文化的包含内容和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但其本质是群体中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化主要指精神、思想和知识，亦即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而不是泛指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人的全部活动及其产品。
如果像费孝通这样把文化限定为精神、思想和知识，那就很容易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薄弱性。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费孝通晚年一再呼吁中国社会学要扩展传统界限，要关注精神世界、内在世界，要研究思想文化和价值信念。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不能仅仅模仿自然科学或利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无法解释本质是精神的文化现象。应当用解释学的方法去理解文化中蕴含的意义或价值，特别是应当重视中华民族“只能意会”、“将心比心”等交流沟通方式，因为这是同自然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费孝通所提倡的以价值理想和思想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研究，恰恰是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薄弱环节，是同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很不相称的一个落后层面。正是针对这种薄弱性，费孝通呼吁：“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6]
文化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被淡化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50年代开始遭遇的20多年“左”倾政治禁闭。在“反右斗争”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禁闭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不仅中断了19世纪初到20世纪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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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重视文化研究的社会学传统，而且给1980年代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留下了一个“思想文化恐惧症”。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被打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潮，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未能从根本上亦即从思想深处清理“左”倾政治思潮给自身造成的迫害，而是匆忙迎接改革开放大潮，直面社会结构发生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共识：把社会学建成一门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证科学，而这实际上是消极地吸取了“左”倾政治迫害的经验教训。
如果社会学研究以实证科学自居，它就必然要排斥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的实质是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价值信念，其表现形式是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包含着各种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文化现象的这些特殊品质规定了它首先是主观性的展现，它不仅不是单纯的客观性，而且也不能被量化分析，更不能得出“精确的”答案。因此，严格的实证科学研究一定要排斥对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文化现象的解释，只有将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符号从研究对象中抽取出去，或者把它们悬置起来，事物的客观性才能变得纯洁，量化计算才能相对明确。 中国社会学淡化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过高估计了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的普遍适用性。应当承认，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一定范围或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些可以客观观察和数学计算的现象。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不可客观计算的主观性和思想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表达主体意愿或理想追求的价值信念，更是不可客观观察和量化分析。但在实际的社会学研究中，很多研究不恰当地把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方法用到那些不适用的对象上，导致社会学研究中方法原则与研究对象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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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表面观察和单纯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流行，也是淡化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虽然文化可以通过各种象征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大量的文化象征是感性形式，具有具体直观性和生动可感性，但是，文化形式中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必须经过充分理解和深层感悟才能真实把握到。那些满足于对经验事实存在状态和展开过程进行表面观察和简单描述的研究，即便接触到了文化的外在形式，也理解不到其中蕴含的价值与意义。文化的本质是价值与意义，达不到对价值信念和生命意义把握的研究，无论是否面对了文化现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三、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费孝通晚年呼吁开展文化研究，不仅表明他期望中国社会学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清楚说明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欠缺。费孝通的论述意义深远，无论从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导致了利益分割、社会分化甚至社会不公。如何有效化解各种层面的各种社会矛盾，保证经济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央和省市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虽然进一步推进指向公平的经济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的发生和蔓延，但因为经济利益分割和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引起的思想观念冲突，仅凭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并不一定能够起到有效的化解作用。必须同时针对社会不同层面思想观念的矛盾，做出必要的引导与调适，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一个健康稳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哲学、文学和思想政治等学科的高度重视，这些学科已经投入一定精力开展了很多研究，但这些学科的研究替代不了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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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文化社会学可以从个人与群体、分层与流动、行动与制度、家庭与社区等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对新形势下思想文化的分化与整合、冲突与协调、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开展别开生面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像孙本文和费孝通等人都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文化问题一定是社会问题，只有把文化问题放到社会关系中才能有更明确、更真实的理解和把握。并且，社会学也不应当淡化文化研究，只有把社会学各种层面的研究同文化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社会学才能深入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才能做出不流于表层的深度解释。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首先从中国社会生活快速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看，文化研究已经在中国社会学中被明确地推向了前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已达5.13亿，手机网民3.56亿。这表明至少有一半以上中国人已经成为网民。又据麦肯锡咨询公司201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6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70%的业余时间在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50%。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网络化已经实现了快速扩张，网络浏览、网络表达和网络交往等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方式。
然而，无论网络行为的表现形式多么丰富多样，也无论网络行为的扩展空间多么广阔，网络行为的本质是信息沟通和观念表达，是一种思想文化活动，因此，网络化进程就是思想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提高的过程，就是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呼唤与推动。更为重要的是，如卡斯特所论，网络社会的崛起已经突显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权力，即社会认同。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学论述的个体身份认同，而是群体通过网络交往形成的价值认同，是广大基层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发出的要求政府应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建构性认同。而这种包含明确价值原则的社会认同，正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正在蓬勃兴起的网络社会学研究，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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