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审判实践中，如果支持“价高者得”、如果采纳“出卖人自主决定说”，无疑将纵容一物数卖行为，并进而在实际操作中将导致放纵恶意串通行为。
第四，否定“出卖人自主选择说”并不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规则，其实，最高法院自2000年后的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大都采取这种观点和立场。例如2005年第5号司法解释，是《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十条就综合了登记、交付占有、支付价款、合同成立先后等因素确定土地使用权“一物数卖”情形下的合同履行顺序，而未允许出让人自己决定履行顺序。此外，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一房数租的情况，也是综合交付占有、登记备案以及合同成立先后等来确定合同履行顺序，而未采纳出租人自主决定说。
虽然我们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内心比较纠结，尤其是民法重要原则存在冲突时，更是如此；但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在一物数卖情形处理中，面临着债权平等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权衡问题。一方面，债权平等原则是债权法的原则，理应遵从；另一方面，一物数卖违反了民法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权法中的原则和民法的帝王规则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捍卫谁？就中国当前经济现实和审判实践情况看，在走向法治的进程中，目前交易秩序比较混乱，诚实信用原则屡遭践踏，故应特别强调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基于上述几个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倾向于否定“出卖人自主选择说”。
此外《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还涉及到《物权法》第23条、第24条之间的关系，以及交付和登记的效力哪一个优先的问题。这也是物权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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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中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由于时间有限，这个问题我不再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崔建远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将该问题做了7种类型化的分析，非常细致全面透彻，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
以上就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所做的价值考量，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诚实信用原则。
（二）路货买卖的风险负担问题
风险负担可以说是买卖合同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问题。合同法通过六个条文规定了这个问题，其中三个条文比较重要，即第142条的交付主义，第144条的路货买卖合同成立时转移，以及第145条的货交第一承运人规则。其中，第144条规定了路途买卖标的物风险分配规则，即出卖人将正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进行买卖，风险在合同成立时发生转移。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出卖人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货物毁损或者灭失了，那么是否还应按照合同法第144条的规定，风险在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呢？我们知道，我国的合同法大量借鉴了国际商事合同的规则，比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美国统一商法典》、《欧洲合同法原则》等等。我们可以注意到，《合同法》第144条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8条的第一句话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后面的规定则没有借鉴，即如果出卖人在出卖之时就已经知道或者理应知道货物遗失或者损坏，而又未将损坏告诉买受人的，那么这种遗失或者损坏应由出卖人承担。而我国《合同法》对此情形并无规定。因交易实践和审判实践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尽管《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但由于我们是公约的缔约国，国内贸易中也存在路货买卖情形，因此在相似的情形下，我们可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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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适用。所以，我们借鉴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8条第2款，以解决审判实践需要，这就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3条的规定，即如果出卖人在出卖之时已经知道或者理应知道货物遗失或者损坏，却未将该情形告知买受人的，那么这种遗失或者损坏要由出卖人承担。如此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诚实信用原则，防止欺诈。
（三）关于过短的检验期间的规制
《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规定了检验期间，且规定得比较复杂。关于检验期间，王轶教授专门写过文章，印象中发表在《判解研究》。我读过之后，感觉很受启发。检验期间问题是审判实务中的难题，比较复杂，因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有多个条文对检验期间和合理期间等进行规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应该如何处理？例如，甲向乙购买一套设备，设备实际安装需要15天，而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却只有10天。很明显，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按照标的物的性质、交易习惯等是无法在检验期间内完成全面检验的。为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据此规定，可以认为合同约定的这10天仅是对外观瑕疵的检验期间，而对于隐蔽瑕疵的检验期间应当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7条第1款规定，由法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具体案情自由裁量决定。该条规定表明，我们承认瑕疵分为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并相应地确定其检验期间。关于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的区分，在以前的“三足鼎立时期”的与《经济合同法》配套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尽管该条例随着《经济合同法》被废除而已经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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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审判实践中仍然认可外观瑕疵与隐蔽瑕疵的区分。通常而言，外观瑕疵的检验时间比较短，而隐蔽瑕疵的检验时间比较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沿袭了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区分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这种区分在现实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例如，在消费合同中，生产者在有毒奶粉、矿泉水、胶囊产品包装上注明检验期间为1个月，而就消费者的检验水平和能力而言，一个月的时间是难以检验出产品的质量问题的；即便更长的检验期间，也无法检验其隐蔽瑕疵，实际上却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此类情况，特别是检验时间约定较短的问题其实已经损害到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为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检验期间过短问题做出规制。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有时感觉到，我国合同法的商法色彩过于浓厚，个别规定在审判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实现本土化。我印象很深，在99年合同法颁行之后，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等参与合同法制定的学界大家都不少文章谈新的合同法。我印象很深，梁老师认为我国合同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契约法。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在立法技术方面，我国合同法是站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合同法肩膀上制定的，大量吸收了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契约法制度规则。诸如刚才谈到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美国统一商法典》、《国际商事合同规则》、《欧洲合同法原则》，《英国货物买卖法》等等，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组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合同法。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强更多地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合同法的制度精华。我现在仍然赞成梁老师的上述观点，即中国合同法在立法技术上、规则上是最先进的，尽管专家学者起草制定的合同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审议的时候被删掉了一些，但它仍然是非常优秀的契约法。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比较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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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事实：虽然我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契约法，却没有最先进的市场经济。美国等国家甚至还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知道，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交易规则在法律上的抽象，先进的市场经济催生或者要求先进的合同法则；如果没有先进的市场经济，却存在如此先进的契约法，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距离。这种距离如何弥补，无疑使审判实践必须考虑的问题。此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民商合一体制问题。从清末沈家本修《大清民律》，到民国时期的民法，再到我们当前的以《民法通则》为统领的民法体系，始终坚持民商合一。这意味着，无论是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之间，抑或是大企业与大企业之间，无论什么情形下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同交易，均需要适用相同的合同法。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我国合同法是在充分借鉴具有民商分立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事合同法而起草的，带有浓厚商法色彩，而我国民法一直实行民商合一，因此在消费合同中的民事主体诸如普通消费者，在依据商事色彩过于浓厚的合同法缔约和履约时，在实际结果上可能会吃亏。印象中，今年商法学年会的主题是商法思维问题。是否需要将现行法中商法规则独立出来，这是学界的讨论的问题。而审判实务界关注的是，如果在审判实践中维护合同弱势一方与强势一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实体法中，合同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在程序法中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民事证据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有些法官同仁认为该规则有些规定有时不太好用。我个人认为，这个证据规则其实是很科学很先进的。其规则起草的基础和理念是诉讼方法能力平等。所以，该规则在诉讼能力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应该是比较好用的，而且也是科学合理的，诸如在企业之间的商事诉讼中，适用起来没有问题。之所以在实践中有法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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