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所以现在巴代雄每次做法必然先要点上火。后来师傅在授艺之时告诉三个徒弟，巴代雄你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几个徒弟中你今后最大，而且做法事不需要经书，站着坐着都可以；巴代札既然说自己是读书人那么以后做法不能错一个字，而且要站着做法；道士念经也不能错字，而且要不停的转着做法。”从这算传说可以看出巴代雄对于本教的认同，但是也不难看出虽然巴代雄的祖先是蚩尤，但是因长期受到儒释道的影响，使得巴代雄对于自身的渊源已经有所混淆，使得巴代雄认为自己的祖师也是太上老君，和巴代扎同源。巴代雄与巴代扎的关系，巴代雄吴求仓这样说：“巴代雄就好比中共中央总书记、巴代扎就好比全国人大委员长，道士就好比国务院总理，所以在这三个人中间，还是巴代雄最大。”
二、巴代雄与巴代扎的文化象征差异
山江地区所特有的巴代雄与巴代扎共存的文化现象，正是由于上将这一地区特殊的历史现实原因而造成的，山江苗族地区巴代雄与巴代扎体现出了“主与客”、“大与小”、“上与下”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
2.1 “主与客”
湘西巴代的起源和分径无详细的文字记录，但从湘西苗族的演进的历史进程来分析，对于巴代雄和巴代扎的渊源以及其所体现的主家（指苗族）与客家（指汉族）的二元文化结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巴代是人们对于主持祭祀神灵仪式人员的敬称，“雄”是湘西苗族的自称，巴代雄就是苗巴代，“扎”是当地苗族对于汉族的称呼，巴代扎就是汉巴代。湘西苗疆的开辟始于元明之际，设宣慰司作为流
官行政机构，下设各土司进行管理，直到改土归流之前，山江苗民仍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盛行着原始的宗教信仰形态，也就是巴代雄。但自改土归流之后，山江地区苗族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调整。清朝在该地区采取以汉治苗的策略，虽然后来因为苗民、客民以及满汉官员的矛盾激化导致了乾嘉苗民起义。但在这一过程中，汉文化的传入以及汉文化与苗文化实现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宗教信仰的形态——巴代扎。山江苗族博物馆馆长龙文玉谈到：“巴代扎有经书，也有很多法器，而巴代雄的完全是记在自己的头脑中。从源流来看，巴代雄是本质，巴代札是汉文化传入到苗族地区受到苗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从现在来看，汉文化水平越低，越偏远的，巴代雄所反映的越真实。巴代雄的理论水平比巴代札的理论水平低，实际上这也符合民族发展的进程。”巴代雄苗族原始古朴的原生态宗教，而巴代扎则是伴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和存在的。这二者所体现的苗与汉，主与客这一二元文化元素是显而易见的。
2.2 “大与小”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分析模式。大传统是指以是大夫阶层为主导的文化；小传统是指乡村社会普通民众文化。属于大传统的上层文化向地方流动，逐步地方化；而地方区域文化传统向上层中心流动，则会形成普遍化。[3]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在《人类的视野》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文化分析模式。“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并且关照与社会秩序伦理关
系上面；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不善于形式的表达和哲理和思维，大都在日常生活的所需维范畴而触发，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质朴的。”[4]
巴代雄无论是朴素的着装；还是无科本经书，全靠记忆“魂经”（苗语称之为“道怪”，意为经书）；或是主要负责的法事从这些特点不难看出，巴代雄所代表出来的文化是苗族人民在千百年来生活智慧的体现，这正是代表乡村民众小传统的文化特征。余照花，黄毛坪村村长龙召平的妻子，祖籍为汉族，因为其爷爷的爷爷从外面逃荒过来的，虽然姓氏是汉姓，但是已经是苗族。她这样说道：“巴代雄会给有些家里门口绑竹签，驱赶仇鬼不进家门。”在苗人谷景区做维护的吴茂生讲到了自己的经历：“我一次吃什么把喉咙卡住了，吃喝都不行，到医院去看了，喉咙也没有什么，后来就请巴代雄来，烧了符之后化水，喝下去之后就好了。”在调查中，民众所反映出的这些内容，也能更好的体现出巴代雄直接和质朴的小传统文化特点。
巴代扎不仅有华丽的服饰、规整的唱词还有着丰富的法器、夸张的肢体动作，正是满汉士绅阶层对于宗教仪式形式化要求的体现。在对巴代扎五代传人龙志庭进行田野访谈时，了解到每一位巴代扎都有其固定的法号：龙法雷→龙法焜→龙法高→龙法强→龙法灵，也和大传统中对于字、号、谥非常注重的特点相吻合。巴代扎日常法事中的求雨、还傩愿、敬土地神也反映出巴代扎所具有的教化和稳定社会关系的大传统的文化特点。
2.3“上与下”
笔者所指上与下是指国家权力中心（上）与边缘（下）。英国象征人类学家利奇认为：“在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中，象征被看成社会种类的反映，例如，宗教仪式就表示了社会结构。仪式是用来表示在结构系统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个体地位，在这个系统中发现自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仪式是用来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系统。”[5]
在传统的苗族社会中，巴代雄凭借家族、家庭长期在民间宗教信仰实践中所积累的文化和象征资本，掌握了民族和地区大量的知识和文化，尤其是主持民间宗教信仰仪式的特殊身份，促使他们成了地方精英和权威标准，在地方权力场域占据着支配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处于地方社会结构的权利上层。然而社会结构的剧变使得山江苗族社区的政治权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改土归流之后，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层面的政治力量进入到山江地区，并逐渐占据了权力主导地位。但是，思想的异化使得这一时期的山江矛盾重重，并多次爆发苗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通过某些手段，来整合和教化民众的思想。根据科恩象征人类学的观点：“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组织具有愈多的要素，就需要愈多的典礼仪式，尤其是非正式组成的群体，由于缺乏有系统的运用对人身的强制办法，就需要大量利用仪式和道德的工具。对个人和群体来说，各种信念都不是绝对的，通常是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唤起人们的信念，反之则否。”[6]这时，所出现的新生文化现象巴代扎，作为仪式符号的典型代表，符合国家阶层对于该地区统治的需要，从此巴代扎进入到权力的中心，开始成为国家权力在山江
地区传统宗教文化中的象征。 而此时的巴代雄正好完成了角色转换，从曾经的权力中心被“驱逐”到政治边缘，逐渐成为民间仪式组织的执行机构，并以这种形式集中体现了地方秩序和村落体系，并渐渐成为地方（民间）组织在该地区的宗教文化象征。这一特殊的二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今天山江地区的行政管理中仍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山江苗族地区政府的行政职能相对弱化，国家权力通常会借助巴代扎特殊的仪式与其身份象征，来帮助实现对于该地区的管理。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有政治身份的人对于巴代扎的认可度更高，而普通村民却对于巴代雄更为信赖。马鞍山村村主任龙生全讲到：“巴代雄是苗师傅，是文官；巴代札是汉师傅，是武官。如，或者失火了要请退火的，可以请巴代札（因为只有巴代札有退火的经书），求雨也要请巴代扎，巴代札还可以看墓地风水和楼房的风水；家里死人后要送魂魄去西天，负责念经的，请巴代雄，有的巴代雄也可以算命。一般苗族比较大的节日，比如说“六月六”、“四月八”巴代雄和巴代札都会一同参加。巴代雄不可以求雨，因为文官主要是派兵与天兵进行沟通，巴代札可以求雨，因为巴代札是武官，而且有六千兵马，如果他们派兵沟通不成的话可以强行派兵进行施法，万一觉得法力不够还可以向其他的师傅借兵。苗族人在亡人下葬的时候会请巴代札看风水，会用米摆出富贵双全几个字，然后让一只大公鸡啄米，啄到哪个字就证明这家人今后会有什么运气。而且如果大公鸡一到墓地就叫的话，证明墓地风水非常好，这家人今后会发达发财。一般家里有田土的人，在每年三月都会先请人算个好日子，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