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提供更准确更详尽的描述。草药医生最可贵的贡献可能是他们的经验主义态度。他
们再也不满足于单纯抄袭Dioscorides和Theophrastus的著作；他们在自然界实际地考
察研究植物并“按种和属描述每种植物怎样生长，在一年中哪个季节怎样开花结实，并
在什么土壤上最容易发现。”（BOCk，1539）但是每位草药医生都有各自的工作方法，
而且所有的这些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又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当时知道的植物数量并不多，所以只要翻翻植物志遇到某些方面很相似的植物
然后再仔细阅读描述部分和察看插图以便保证鉴定无错，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查知种。
然而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已知的植物的数字几乎是按指数增长，所以这种简单方法已不 适用。Fuchs（1542）只知道大约500种植物，Bauhin（1623），6000种，瑞（1682）时
就已经达到18000种。按字母顺序排列或其它的随意排列已不再合适。为了适应新的植
物“种类”的雪崩式增长，在较广的“种类”（属）之内更仔细地辨别种就很必要，而
且还要把相关的属归纳成高级分类单位。此外，还需要有能相当快地鉴定某一标本的方
法或系统。
4．3 逻辑分类的下行分类
分类学说看起来非常之简单：根据相似性将要分类的东西加以整理归类。当涉及生
物有机体时马上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确定或计量相似性？答案是仔细分析性状（特
征）。因此选择和评价性状就成为近年讨论的中心问题。然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性状，
就无法理解从切查皮诺到林奈时占主导地位的分类学说和自达尔文以来流行的分类学说
之间的差异。因此必须首先讨论可能有哪些分类。
实际上根据相似性来分类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制定分类的依据。鉴定是当时的突出 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植物分类学的首次综合性的方法论就发展了起来。意大利的解
剖生理学家切查皮诺（1519—1603），是公认的在他的著名著作《植物》（De Plantis
1583）中一贯坚持如此做的第一位学者。他认为自己是Theophrastus的继承者，和后者
一样，他把植物分为树木，灌木，小灌木（多年生）和草类。但是为了寻求一种易于鉴
定的系统他便转向亚里斯多德并从他那里借用了逻辑分类，逻辑分类是中世纪到18世纪
末每个进过学校的人都熟悉的（见前节，亚里斯多德）。 依据逻辑分类的下行分类的原则基本上是很简单的。然而在从切查皮诺到林奈时期
的分类学家的著作中这些原则被埋葬在如此复杂的一些经院哲学教理和难懂的行话中
（如“精髓”，“普遍的”，“偶然的”，“区分”，“特征”等等），需要专门研究
才能懂得它们。
逻辑分类法并非始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早已对总类和其下属的区别感兴趣，但是
直到亚里斯多德的追随着时才显示它的充分重要性——例如porphyry的分类树，又叫作 Ramean分类树（Jevons，1877：702）。这种方法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把一个“属”分成
两个“种”。这叫作二分法。这种方法最适于制订检索表，然而也往往导致过份人为的
和不均衡的分类。亚里斯多德自己就嘲笑过依据二分法进行分类的思想，但是他在运用
逻辑上使用动物学的例子却使得他的追随者走入歧途。
从切查皮诺到19世纪之间下行分类之所以盛行有几个理由。它最重要的实用意义是
它从一些易于辨认的类别开始（例如植物的树木、灌木、草；动物的鸟、蝴蝶、甲虫），
然后运用恰当的区别特征（性状）将这一类别分为隶属其下的一些亚类。这并不需要事
前具有关于种的知识，只需要有执行逻辑分类程序的能力，任何门外汉都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如果认为逻辑分类法的盛行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实用性那就错了。它最盛行的时候是
当每个人都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期望秩序和逻辑理性的那几个世纪。因此，如果世界代
表的是一个有秩序的体系，那末还有什么方式能比用逻辑的程序和工具来研究它，分析
它更合适？某种分类只有当它依据的是生物有机体的真正本质（essences）时才能恰当
地反映自然界的秩序。正是逻辑分类的方法能帮助发现和定义（界说）这些本质。于是
这种方法就充分反映了那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本质论哲学。 在逻辑分类的整个方法中再也没有什么比选择区分特征（性状）更重要的了。这方
法所隐含的依赖单一性状就要求仔细“加权”（附加加重值于）性状（Weighting characters）。切查皮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倾注了大量精力仔细地研究了植物形态学。
他发现了很多有用的性状并且是首先认识到结实（fructification）的分类意义的学者
中之一（Gesner在他之前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切查皮诺在他的加权性状的学说中完全走上了错路。作为亚里斯多德的忠实 信徒，他根据生理上的重要性来选择性状。他认为植物最重要的性能和营养及发育有关。
营养方面（生长）最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步将植物分成树木，灌木、草等等。发
育的重要性反映在他着重结实、种籽、幼苗（和亚里斯多德强调动物的胚胎相类似）。
比较是他的方法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他将之用到可笑的极端，他企图把在功能上最重要
的动植物结构互相匹配。从而他将植物的根和动物的胃和肠道等同起来，并且把植物的
茎和柄归到生殖系统中，因为它们产生种籽和果实。
考虑到趋同性，平行性，性状丧失以及其它性状进化失常的出现频率，人们将会认
为依据单一性状的逻辑分类法将引起十足的混乱。然而对切查皮诺的植物分类加以研究
的结果表明他所确定的32类植物就总体来说都十分正常。很明显切查皮诺如果仅仅运用
逻辑分类就不可能制订这样的分类。正如Stafleu（1969：23）正确指出的，切查皮诺
显然是从他凭直觉或按传统习俗所了解到的一些自然类别着手，再加上逻辑分类的全然
不相干和不重要的上层结构。这样一来切查皮诺所采取的就是两步法：首先地通过检查
将植物区分成或多或少的自然类别，然后再寻找合适的关键性状以便他能按照逻辑分类
原则来安排这些类别。只有这样他才能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提供一份方便的检索表，并
将植物按它们的“相似性”分成类（见下文）。他在调和这两种方法互相矛盾上并没有 完全成功，例如逻辑分类的原则就迫使他将草本的和木本的豆科植物划分在两个科中。
尽管他的分类系统有缺陷，切查皮诺对随后两百年的植物学却产生了深远影
响。一 直到林奈（包括林奈）所有的植物分类系统都是在他首先采用的系统的基础上加以改变
和改进而制订的。他们的分类都是依据逻辑分类方法和对某些既定的加权性状。切查皮
诺的影响之大并不是因为他的分类特别有用而是因为他是提出多少前后一贯的分类方法
的第一位学者。在有人提出更完善的方法之前它将一直被沿用。
在分类的前期步骤中性状的选择不同必然形成完全不同的分类系统。这就是为什么
十七和十八世纪一些追随切查皮诺的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植物学家的分类系统彼此差别
如此明显的原因。这些植物学家对植物知识的了解有差别，这就影响了他们在分类第一
步上对性状的选择。同样，在动物分类中究竟是选择有血或无血，有毛或无毛，还是选
择二足或四足作为分类的第一依据，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分类系统。 下行分类法的另一个问题是不能逐渐地和一点一滴地将它加以改进。将某个性状用
不同的另一个性状代替就会得到一个完全新的分类。在这样的分类系统中各种不同分类
的数目事实上是无限的。然而这些植物学家却不知道怎样地竟然成功地调整了对性状的
选择和顺序从而并没有把某些人所共知的植物自然类别打乱。Larson曾指出（1971：41）
“很多植物的科、例如松柏科、十字花科、禾本科和伞形科，都是十六世纪建立的并且
经历了各种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竞争一直保持完整不变。”后来这样的一些类别越来越
多地被确认，特别是当某些看来是孤立的欧洲植物的属被发现竟隶属于热带的科。
17世纪的植物学家在对不同的性状加权上，研究的主要兴趣是在属还是种上，以及
在坚持逻辑分类原则和被认为是亚里斯多德的性状体系加权上彼此都有所不同。17世纪
末期的两位著名植物学家瑞和悌宇列弗正是在这几点上有明显的不同。
瑞与悌宇列弗
瑞（John Ray，1627－1705）当然远不只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动物
学论著的共同编著者之一，而且撰写过自然神学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又是一个讲究实际
的英国人，他的主要目的是编写一本能够无懈可击不容争辩地鉴定植物的书。因此他特
别重视物种的本质。在他的《植物史》中涉及到18，655植物种并为物种（阶元）下过 定义，此后150年大都采用了这定义。在早期的植物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未受过医学教
育的人，他较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在耶苏学院受过教育的悌宇列弗）所受到的经院哲
学传统的影响少。因此毫不奇怪瑞从他最早的著作开始就很少一贯运用二分法，而且比
切查皮诺或悌宇列弗远远少得多。他不仅在他的不同类别中使用不同的次要性状，而且
在他觉得方便时毫不迟疑地从结实性状转到运用营养性状（如是否有茎或球茎）。悌宇
列弗和Rivinus曾就这些不顾常规的作法对他进行猛烈抨击，然而瑞却用实用主义的告
诫来回答这种批评：“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是把相似的，和主要部分一致的，或者整体
外观一致的植物汇合在一起，而将这些方面不同的分开”（《Synopsis》，1690：33）。
他在随后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指导原则。例如，“自然（分类）方法的首要条件必须
是，决不把明显自然相似的植物类别分割开，也决不把自然不同的类别混在一起”
（《Sylloge》，1694：17）。当然，切查皮诺和其它支持逻辑分类的人会说这正是他
们的分类方法所要的。于是瑞便被迫更前进一步。在他的著作《De Variis》（1696） 中指出确实没有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哪一种性状反映本质，哪一种性状一是偶然的。换一
句话说，他隐约地否定了既定的加权法。（应当注意的是他并不反对本质的概念或基本
性状与偶然性状之间的差别。）由此他认为不仅花和果实而且植物的其它部分同样可以
反映本质。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物种由干它们的偶然性状也可队彼此不同 （Ornithology，1678）。
Sloan（1972）提出瑞是由于研读了哲学家洛克（Locke）的著作才具有这些异端观
点。然而有很多事例表明Ray完全是根据务实的方式对性状作出了非常规的估价，并且
是为了反驳悌宇列弗才去钻研“哲学著作”（1696年4月29日给Robinson的信）。由于
单一性状能反映属的本质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所以Ray在他写的《植物研究法》 （Methcdus Plantarum，1703：6－7）一书中提出：“植物的最佳排列方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