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如《溱洧》，全诗两篇，分别以“溱与洧，方涣涣兮”和“溱与洧，浏其清兮”起兴，描绘青年恋人群游嬉戏的背景，烘托美好温馨的气氛：而当兴与诗歌情思发生某种意义联系时，其作用与比相进，如《关雎》、《谷风》等。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时，则往往只起到气韵的作用，如《山有枢》、《黄鸟》等。 赋、比、兴理论上虽区分为三，但在实际运用中则往往交互重叠出现。 8.论《左传》的文字特点。
答：《左传》虽为历史著作，但却文情并茂，是先秦时期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其文学特色主要有四：（1）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史书要力求真实，而《左传》的叙事除求实之外，还富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其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是富有文学表现力的剪裁功夫，其二是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情节化。文学性的剪裁，指其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又善于使所传达的事件蕴含意趣，级少枯燥乏味的流水账式的历史记述。历史事件故事化、情节化，是说其在叙述史事时，常借助于人物形象的描写，描绘他们的言语、行为及彼此间的关系，有的甚至带有小说、戏剧色彩。如《郑伯克段于鄢》，作者仅用五百余字，即将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和尾声叙述得明白生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得鲜明突出，令人难以忘怀。（2）刻画人物性格神行毕肖，有立体感。《左传》在体例上虽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记录历史，但其在叙写历史事件时却十分注重人物的刻画。如《曹刿论战》中的曹刿，《秦晋殽之战》中的郑国商人弦高、《郑子产相国》中的为政贤明的子产、《晋灵公不君》中残暴昏聩的晋灵公等，无不性格突出，形象生动真切，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不仅能够写出某人某一方面突出的性格特点，而且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的多侧面，有的甚至可写人物性格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晋公子重耳出亡》中对重耳的刻画，写出他由一个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成长为心胸开阔、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全过程，使人物性格是多侧面的，有是发展变化的。（3）生动传神的场面和细节描写。《左传》以善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如《晋楚城濮之战》中对晋人战前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叙写，大大增加了曲折的故事情味，《左传》长于写战争，还表现在它简洁自动地描绘战争场面，如《称濮之战》中两军直接交战，把两军的阵势、将帅、各路兵马的战况，都写得起伏变化，场面生动，宛如亲见；《左传》叙事写人，运用
了许多细节描写，极为生动传神。如《晋殽之战》中先轸对晋襄公允许其母释放秦之三帅的不满，寥寥数笔，几句话，一个动作，既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又写出了他耿直暴躁的性格，十分精妙。（4）《左传》还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如《晋秦韩》之战中写阴饴甥对秦穆公，《展喜犒师》中的展喜对齐侯，《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说秦穆公，《吕相绝秦》中的绝秦书等，都写得理由充足，言辞婉转，不卑不亢，十分得体。 9.论《战国策》的文学特色。
答：《战国策》主要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谋划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其史学价值虽不及《左传》、《国语》，但在文学上自有其独到的特色。第一，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左传》多记行人辞令，而《战国策》记叙纵横家游说之辞则更加“敷张扬厉，变本恢奇”。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以争天下的说辞（见《秦策》一），逐层铺排，气势丰沛，语词排偶，辩丽宏富。再如《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秦策》一中张仪说秦王、《楚策》一中张仪说楚王，无不用这种铺排恣肆的文字。第二，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龙说赵太后》中的触龙，就是抓住了赵太后的心理，顺应其情，引导其理，迂曲委婉，一步步的达到说服赵太后的目的，再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劝谏齐威王，抓住对方心理，不使其反感，以达讽劝目的。 第三，摹绘人物，行貌毕肖。《战国策》以人物游说活动为记事中心，刻画了各色人物，其中最为传奇的是策士的形象，作者往往用极少的笔墨，或描写其形象，或摹画其言语行止，以传达人物的神貌，如《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失败而归的落魄失意情状，并以周围的人物作衬托，使得主要人物神貌如画，给人留下十分深刻印象。再如《冯谖客孟尝君》中冯谖的言行独特、足智多谋、深思长虑而又潇洒无羁的形象，《燕策》三中荆轲怒发冲冠、悲壮沉雄的形象，《赵策》三中正气浩然、以义服秦的鲁仲连的形象，都另人过目难忘。
第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战国时期，“世主之能识议论者寡”，故策士游说的语言必须浅显易懂，明白晓畅，这就形成了说辞中常用比喻和寓言的特点，如《楚策四》中庄辛对楚襄王的说辞，为了说明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则强国，贪图安乐、亲近奸佞则亡国的道理，先用蜻蜓、黄雀、黄鹄，后来又由物及人写到蔡灵侯，这一系列比喻的运用，使道理明晰透辟。除了比喻外，《战国策》还运用了许多语言故事，如《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其他如
“鹬蚌相争”、“画蛇添足”、“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等。这些比喻和寓言的使用，不仅使事理容易明白，而且也使文章形象生动，饶有趣味。 10.论《孟子》文章的主要特色。
答：《孟子》一书主要阐述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是对孔子思想正统的承袭和发展。其文章也特色独具：
首先，是它的雄辩色彩。《孟子》的雄辩，并非简单的义正言辞，理直气壮，而是具有独到的特点：一是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心理，循循善诱，引导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投入到自己所设的机彀中来，使对方心悦诚服，如《齐桓晋文只事》；二是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一旦对方被纳入机彀，便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紧逼，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这两点在行文中相互配合，使其文章雄辩滔滔，极富气势，如《滕文公上》中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先是步步诱导，层层设问，迫使对方否定自己，接着便以气势磅礴的长篇大论，淋漓尽致地批驳了农家思想的错误及陈氏兄弟弃儒学农的糊涂之举，宏论雄辩，不容置疑，充分体现了《孟子》文章气势充盈、铺张纵恣的特点。
其次，是其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语言来说理。典型事例，如《齐桓晋文之事》中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实，这一事件既证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以便抓住对方心理使游说能按自己设计的路线进行下去可，也十分浅显明白地说明了爱民保民的事情人人可为的道理。比喻的例子，在《孟子》中更多，如《齐桓晋文之事》中的“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中鱼与熊掌等，不但使抽象的道理浅显易明，也使文章形象生动。《孟子》中还有一些精彩的语言故事，著名的有《梁惠王上》中的“五十步笑百步”，《公孙丑上》中的“揠苗助长”，《离娄下》中的“齐人乞墦”，《告子上》中的“奕秋诲奕”等，这些寓言本身都写得精粹生动，形象生动，使文章大为增色。 11.论《庄子》寓言特色。
答：庄子自谓其书“寓言十九”，司马迁亦称“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预言也。”《庄子》的寓言，描述了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艺术形象，寄寓了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具体而言，其寓言有如下特点：
第一，奇幻谲诡的想象。《庄子》的想象奇幻夸张，出人意表，变化莫测。如《逍遥游》中鲲的体貌变化及其惊天动地的恢弘气势，奇丽、夸张而壮观；《应帝王》中倏、忽和混沌的寓言，神奇幽远，匪夷所思，《庄子》的想象就是这样神思迭出，离奇多姿，移步换形，令人应接不暇。
第二，人物形象的出神刻画。《庄子》塑造了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就人物形象而论，他往往以很少的笔墨，就能写出人物鲜明的形神特征。如《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不肯“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神人，就其体貌、饮食、行止略加点化，就描写出了神人冰心玉壶般纯洁的心灵境界和飘飘仙风；又如《齐物论》中虚构人物南部子綦，只用及简单的描写和一句对话，即活现出这个身心具泯与天地万物浑一的得道者形象。《庄子》刻画人物，大多能举重若轻，以短语传神。
第三，细腻逼真的描写。《庄子》在阐释或描述义理时，虚构了许多光怪陆离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具体的形象描绘，又有非常细腻逼真的“工笔”。如《齐物论》中关于风的描写，可谓穷形尽相，对其动、静、声、色，均极尽描绘之能事。其他如对鸟、兽、虫、鱼、山水草木的描摹。时而细致入微，时而夸张虚拟，真实与虚构交错，传神与拟形并存。
第四，谐趣和讥刺横生。《庄子》的谐趣和讥刺，往往连珠并玉，难分彼此，如《秋水》中“鸱得腐鼠”讥刺惠施，《则阳》中“触蛮之争”批判执政者为小利而争夺，《列御寇》中“舐痔结驷”之讥刺以人格为代价换取利禄，均用语犀利尖刻，讥刺入目三分。 12.论楚辞产生的相关因素
答：“楚辞”产生的因素很多，大体有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楚文化的产物。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明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其具体因素如下：首先，楚辞的产生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春秋时期，楚国的地方音乐已经文明；战国时，楚国的地方音乐，如《涉江》、《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在楚辞作品中均已提到，甚或以曲目为篇名；《隋书-经籍志》称“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同时，“楚辞”中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它们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这些都说明“楚辞”和楚乐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楚国的民歌也极有特色，它们的歌词，一般是在单句末尾（或句
中）加一“兮”字，句式灵活多样，流畅自如，这种句式结构，后来成为“楚辞”的主要句法形式。其次，“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的“巫歌”关系密切。楚地一向巫风盛行，信巫鬼，重淫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娱神。这种宗教歌舞，对“楚辞”有几方面直接影响：其一，屈原所作《九歌》既是在民间祭神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招魂》也是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其二，祭神仪式中，巫师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边说边唱，这种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其三，民间祭歌富有神奇的想象和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 再次，“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并使用着地道的楚地方言。
第二，它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力不断增强，扩张吞并，使长江流域基本上并入楚国版图。随着战争和外交活动的日渐频繁，它与北方诸国的摩擦和交流也大大增加，南北思想和文化也相互浸润，中原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也渐为楚人所汲取。此外，战国时期北方纵横家铺叙华辞的风气，也对“楚辞”有不小的影响。
总之，“楚辞”的产生，既源于楚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由此造就了它浓厚的地域特色；也接受了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在“楚辞”的思想和形式体制上也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楚辞”正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环境中，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 13.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答：“楚辞”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点。就实际而言，“楚辞”有两种体式：一是类于《诗经》而有所改造的样式，如《天问》、《橘颂》等，前者基本上用四言体而少用虚字，后者也是四言体但单句末用“兮”字。其内容和行文虽有楚风楚韵，但明显受《诗经》影响，不是典型的“楚辞”体式；二是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典型体式。我们一般所说的“骚体”或“楚辞”，即指这种体式。
典型的“楚辞”体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就诗风而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其共同特征。屈原的作品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感情递进反复，描摹事物层叠敷张。而宋玉的作品在铺叙描摹方面又有过之。 就体式而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表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