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在露文”（《自纪篇》）这是王充为文的追求。他为了把其“疾虚妄”的思想说明白、讲透彻，就必须“喻深以浅”，“喻难以易”，这也使得其文往往显得繁 累赘，自是其不足之处。
6. 简述仲长统散文的特点。
仲长统的代表作是其《昌言》34篇。《昌言》和东汉末年许多著作一样，思想比较庞杂，也比较活跃，而总的倾向是崇尚实用，充满变革思想。由于他性情调侃，敢于直言，时人谓之“狂生”。他坚决反对宦官和外戚干政，反对社会不公。反其《理乱篇》，揭露汉代世风之败坏，小人高官厚禄，君子穷苦困 ，并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指出，无论治世乱世，君子都不免厄运；而不能任用君子，则是人君最根本的错误。《昌言》思想锐利，文风较为质朴，而富于论辨色彩，往往言辞激烈，颇富个性特色。 因为仲长统也受老庄思想影响，有的文章也写得潇洒美丽，如《乐志论》写其理想的生活，超凡脱俗，别是一翻风味。 7.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在史学思想及写作上有何主要不同？
《史记》和《汉书》同为汉代著名的史书，在史学上、文学上都对后世产生了深渊影响，但二者在史学思想及写作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
就史学思想而论，司马迁的《史记》为“私作”，其思想受司马谈影响颇大。司马谈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是兼收并蓄而尤其推崇道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则是“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即其思想并未统一到儒家经典上来；班固撰《汉书》是奉诏修史，直接受到皇家意志的限制。再加上他受其父班彪的影响很大，班彪“专心史籍之间”，尤重儒家经典。这种家学和政治上的影响，使《史》、《汉》在思想有较大不同：《汉书》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上，坚守儒家思想的正统，在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上也如此：《史记》写入世家大项羽、陈涉等，《汉书》一概写入“传”；又从《酷吏列传》中抽出张汤、杜周，单独作传。尤其是对于游侠、货殖等，《汉书》在很大程度上取贬抑态度。梁启超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就二人著史的立场而论，此说无疑是正确的。
就写作上看，司马迁既有家族荣誉感几反出来的强烈著史愿望和胸怀“圣人”理想之大志，又有李陵之祸所激发出来的“发愤”著书的情绪，故《史记》无论叙事写人，均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主观感情色彩浓烈，而《汉书》则是更加平实客观、冷静详实地照录史实，充分体现了其正统严谨的史学思想和《汉书》的“官吏”特色。 8. 简述《汉书》刻画人物细腻的特点。
《史记》以记人为中心，所记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取得了作乐的文学成就。《汉书》在刻画人物方面虽不及《史记》那样丰富多彩，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绘声绘色，真切细腻。除一些精彩的细节描写外，刻画细腻是《汉书》写人的突出特点。比如《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和苏武的刻画。李陵兵败降匈奴后，汉武帝遂尽杀其家人。汉诏帝即位，即派李陵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以期伺机招回李陵。文中写了任立政与李陵的两次相见：第一次因为是匈奴单于设宴，双方不得谈私事，任立政只能以延伸和动作暗示；第二次相见本可一叙衷情，但中间又插进了卫律，于是任立政只能婉言侧敲，而李陵则忧心忡忡。这两个场面都写得曲曲折折，回环细腻，极能表现出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苏武传”中李陵置酒为苏武送别的场面，也极为细腻地刻画了李陵曲折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李陵受单于之命去劝降苏武的一段文字，既比较集中突现了苏武的光辉品格，也突出反映了李陵当时的思想状态：李陵联系自己的身世及汉朝现状设言，语辞恳切动人；苏武则义正词严，丝毫不为所动，双方各自的品格深层心态，都写得十分细腻传神。 9. 简述《吴越春秋》的内容及写作特点。
赵晔的《吴越春秋》十卷，是东汉时期出现的杂史类历史散文中的知名之作。就其内容而言，前五卷是记叙吴国的历史，它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记叙伍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此书虽为杂史，但颇具文学性，特别是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更为突出。比如写伍子胥渡江一节：先后写了伍子胥渡江遇渔父、乞食击绵女以及死后显灵等传说故事和荒诞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同时，伍子胥急于逃难而机警多疑，渔父从容优雅又极重义气，两照比照，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极富小说特征。后五卷中也有不少情节，如勾践吴国屎尿，释放回国后“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卧薪尝胆”等，叙写曲折生动，深刻传达出人物的心情风貌，
形象而感人。《吴越春秋》在记录历史中加入虚构和传说，编写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故事；刻画人物手法细腻传神；以及忠正耿介的伍子胥、深谋远虑的范 、忍辱图强的勾践等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在不同方面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 简述汉代辞赋发展的脉络线索。
“赋”作为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其实，《诗经》、楚辞以及先秦散文都是孕育辞赋的源泉，尤其是楚辞和纵横家的散文，在体式和表现特色方面都直接影响到汉代辞赋，其渊源及传承关系十分清楚。汉代辞赋，依其内容及表现形式，大体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同于先秦时期的楚辞，这类作品一般称为“辞”或“骚”，即骚体赋。这种抒情述志、情感浓郁的骚体赋从西汉初年的贾谊开始，其《吊屈原赋》、《 鸟赋》均为代表作，与此同时的严忌，稍后的淮南小山、东方朔，西汉后期的刘向、王褒，东汉的班固、王逸、蔡扈等均有所作，可以说是延续了整个两汉时期。另一种是以状物为主的作品，铺排摹绘，夸饰文采。这类作品一般称为“大赋”或汉赋。西汉前期枚乘的《七发》开创汉大赋的体制，而司马相如则以其《子虚赋》、《上林赋》等把大赋的创作推向了高峰，至扬雄，又以其《蜀都赋》、《长杨赋》等五篇代表作，在题材及写法上均有新的拓展，使大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高峰；东汉时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汉大赋的代表作，而以《二京赋》为汉大赋的极致和绝响。东汉后期，汉赋中又出现了一种句法类于大赋，但幅度较小，铺叙摹绘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增大的赋作，这类作品一般称为“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抒怀言志，绝无夸饰堆砌，语言清丽流畅，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张衡之后，重要的抒情小赋作家有赵壹、祢衡等。
整个汉代辞赋，就是沿着骚体赋和汉发赋这两条线索发展：骚体赋从次喊初至东汉末时时出现，延续不绝；汉大赋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 11. 简述贾谊骚体赋的创作特点。
贾谊是汉代第一位卓有成就的辞赋作家。他的骚体赋代表作《吊屈原赋》、《 鸟赋》和《旱云赋》，形成了独具的特点：
首先，抒情述志，情感浓郁，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如《吊屈原赋》凭借吊屈原而书法自己试图受挫、怀才不遇的幽愤，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着急块垒；贾谊抒情述志的另一种表现是在幽愤之后的豁达，如在其《吊屈原赋》中，已有“凤漂漂其高逝兮??远浊世而自藏“这种苗头，到《 鸟赋》中更成为齐同生死、乐天知命的思想表白，当然，所谓豁达，其根基仍是幽愤。《旱云赋》中还表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深切怀抱。这种强烈的抒情色彩，与楚辞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与汉大赋则显然有别。 其次，在表达方法方面，贾谊的赋均直抒胸臆，议论多于形象。他屏弃了荀子赋的借物喻理，也屏弃了宋玉赋的夸饰描摹、伤于轻浮，而是把描写物像同社会民生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了作品抒情述志、批判现实的功能。总之，贾谊的骚体赋，把创作的根底牢牢植入时代、政治和人生之中，抒发真切的感受，言说真诚的志向，情真意浓。他继承了屈原的创作精神，又溶入时代新的内涵；在艺术表现上，则比较质朴少致；在形制上，则与先秦之楚辞大同。贾谊的骚体赋对整个汉代辞赋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 枚乘的《七发》体现了大赋的哪些特点。
枚乘对汉代辞赋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今存赋作《七发》、《梁王苑国赋》和《柳赋》三篇，而标志着他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是《七发》。《七发》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汉大赋的基本特点：第一，铺叙描写，夸饰渲染。如“曲江观涛”一段摹写江涛的汹涌澎湃，铺叙夸饰，排比譬喻，富丽而细致。
第二，《七发》纯系客观描述，并无作者的真情实感。整篇作品中不见有抒情性的语句，没有作者喜怒哀乐的表现。第三，在遣词造句方面，走向了繁难和华丽，与贾谊的质朴无华大异其趣。 第四，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
这些特点，标志着大赋这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了汉代文坛，而它本身才成为汉代大赋的典范作品。
13. 简述《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意图和客观效果。
枚乘开创了汉代大赋，司马相如把大赋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司马相如今存《子虚》、《上林》、《哀秦二世》和《大人》四篇赋，而《子虚》、《上林》为其代表作。这两篇作品虽有二名，实则为一篇，称《天子游猎赋》。就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看，《天子游猎赋》是想
有所讽谏的，如乌有先生斥责自诩“不称楚王之厚德，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亡是公说天下于“酒中酣乐”之际，“芒然而思，似若有忘，曰：‘嗟乎！此大奢侈。’”确有扶正倡俭之意。但这种讽谏之意在整个作品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而作品的绝大部分则是以繁辞丽句对诸侯、天子的苑圃铺排夸饰：东西南北，前后高下，山水石林，野兽美女，狩猎宴饮，宫殿物产纷至沓来，让读者目不暇接，至于篇末点缀的几名讽谏之语，早已淹没在通篇的繁辞丽语之中。再加上作品对天子的讽谏之意不是直言陈述，而是采取反言正出的曲折笔法，这也大大冲淡了作品的讽谏意图。因此，《天子游猎赋》存在着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的明显反差，讽谏之意极为薄弱，以致为人们所淡忘。 14. 简述王褒《洞萧赋》在咏物赋发展中的地位。
咏物赋到王褒，有了重大发展。王褒咏物赋的代表作是《洞萧赋》，作者以萧自况，抒发情思：前半部分多写萧的“发愤”之音，这正是作者入仕后不被重用、只能作为文学侍臣之处境和心境的绝好写照；后半部分写音乐的教化作用和音乐准则，纯为儒家之言，表达了作者的政教理想。 《洞萧赋》在写作上有值得注意的贡献： 首先，它较之以前的咏物小赋，在艺术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以前的咏物赋，或单纯摹景咏物，或虽有所寄托，而因所咏之物和所寄托之情之间的象喻关系比较浅露直接，融会不足。《洞萧赋》则不同，作者以萧自况，写萧就是写自己，把自己的遭际和情感完全融入对萧的描述之中。
其次，全文只描写乐器和音乐，从乐器的制作到乐声的摩画，再到音乐用途的阐述，完整而集中，开创了全文写音乐的先河。
《洞萧赋》虽不免残留铺排夸饰的习气，但它咏物自况，融入作者浓烈的情感，其精神实质和创作倾向，与汉大赋有本质不同。所以我们说，王褒的 《洞萧赋》在咏物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5. 简述张衡在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张衡在赋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就汉代的大赋而言，张衡的《二京赋》虽不免有模仿班固《两都赋》之嫌，但在苑圃、宫室和田猎场面的描绘方面颇有特点，尤其是它把商贾、游侠、辩士以及街市、百戏等社会人物和市井万象也写入赋中，展示出一幅都市生活的全景图，这是此前的大赋中所从未有过的。《二京赋》在篇幅和容量上都超过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