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黄尔文
在当今中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极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无法回避又必须澄清的重大认识问题。不仅涉及到方法上的分歧——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也涉及到对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就像历史具有继承性一样，一个政党的思想认识路线也具有某种继承性——它体现为政党领袖从他的前任那里接受并融入自己世界观的认识路线，这种路线又会影响到全党，继而影响到全国。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首先是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现行思想路线的检验。 现在奉行的思想路线中存在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来中国出了那么多问题，无一不与这条思想路线相关。努力纠正其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倾向，以便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形势，制定正确的应对战略，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对于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全部任务的基础，当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中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决不应当将它的发生看作是一种偶发的孤立事件，并据此把它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割裂出去，而必须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中去研究，透过各种历史现象，找到引发这场革命必然的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发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的基本规律，以便使未来运动得到启发和借鉴;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当辩证地认清各种领袖人物对于运动所起的作用，排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正确的认识及评价的基本要求。
下面，我们先从文化这个概念开始，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简要回顾1966年发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国的一段历史，再来讨论这次文化革命的性质。 文化这个概念外延非常宽泛：从政治、法律、哲学到人们的习惯与传统，从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论、历史研究，总之，凡是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人思想、精神相关的东西，全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此外，只要涉及到社会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载体——书、报、影视、广播、戏曲、艺术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系统、文艺系统、其他相关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教授、演员、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专职管理者;当然还会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反映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所反映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极力维护的经济基础。一旦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就会要求社会文化做出改变，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某种文化，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之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滞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变革，克服相对独立存在的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广义的“文化革命”发生过多次，但多为渐进式的革命，多以文艺、宗教的名义进行。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革命一
般都很不彻底。这是因为，所发生的经济基础的革命，多半是从某种落后的私有制进化为另一种经过改良的私有制，基础的变革本身就不彻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仅仅是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两种基础，本质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对文化变革的要求，达不到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这样一种程度。
但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了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产生革命的程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从产生到发展，直到走入穷途末路，已经有数千年。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公有制作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断断续续，不过百年历史。全面、系统、科学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种萌芽状态，只在中国存在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大约10年时间。
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因此，这种变革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激烈革命的形式——就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一萌芽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尽管只有10年，却已经显示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在1949年的建国，标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并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革命，这只能算是一场从1921年甚至更早时间发生的一场漫长、浩大的政治革命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不代表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直到1956年，经过农村建立起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厂、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起来，这才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功。
但此时，中国矗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文化系统，除了国体政体有了很大创新，基本上还是以前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模式的延续。许多领域，沿袭的是更早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文化传统。例如，舞台上几乎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是专家、权威唱独角戏。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基本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很明显，中国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并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同步地发生革命，而滞后于经济基础，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实际状态的判断。
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泛采用的是赎买方式。被改造的对象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广布于全社会。这些过去的剥削阶级所习惯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概括地说，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随着他们企业的改造而被自动抛弃。这些东西对整个工人阶级队伍，都产生着各种不良影响。对过去剥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务非常艰巨;受外国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也在不断产生;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大量地、自发地产生;最具影响力的是，党员干部队伍当中，民主革命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同路人”、旧政权旧军队的留用和起义人员大批地存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化基础、受教育状态，不可能随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立即发生改变，
变成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维意识；相反，革命取得胜利反倒会促使他们分取胜利果实的愿望快速膨胀，使他们更留恋民主革命时代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更愿意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过去的时代。
这说明，传统的私有制文化，仍然具有大量载体和传承者，作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员队伍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体系进行革命性变革，使之适应新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但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必须发生：它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会考虑到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的直接的目标，是抵制和反对修正主义影响；长远目标，是使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系统完全适应并不断促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发展。
但彻底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即便在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当中，也不比现在多多少。在当时共产党7000高级干部当中，肯定达不到3位数;在最高层，也不会超过2位数，甚至更少——也许除毛主席外，只有2、3个人能够完全达到标准。这样说，绝不是怀疑那些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参加到革命队伍当中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是说，他们当中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与分析方法、具有科学世界观和完全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数，远未达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核心的要求。
对于有上千万党员数亿人口的中国，实际存在的与所需要的数字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只有通过新时代新的革命才有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领导核心。这种“新时代新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