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上有充分的依据，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的实际状态。
“大跃进”的口号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经提出，立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但“一线领导人”在执行中提出了一系列左倾、超前，反科学的，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说起来可以认为是“极左”的口号，在宣传上将重点放在“多”和“快”上，很少提及“好”和“省”，用媒体煽风点火，终于用层层压下去的“高指标”和虚假的“样板”、“典型”、“卫星”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引导到不留余地、不计后果、违背科学规律甚至违反常识的、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质并对生产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浮夸运动”之中。
例如刘少奇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表态说：“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县是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就是这种假“样板”几乎完全葬送了大跃进的成果。
身居二线的毛主席先于一线领导发现了“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抵制。但刘少奇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封锁毛主席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件，利用媒体，将这股恶劣风气推到了极致。而在浮夸风面对自然灾害完全无法抵御造成重大损失直到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之后，又将责任推到了居于二线的毛主席头上，并开始提出在农村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张。这实际上是用“极左”的手法抵制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你这样说，我表面上顺着你说的做，但有意做过头，
做出问题来，让你无话可说，——其实质仍然是变相地反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返回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
大约在1962年，共产党高级干部当中，已经有人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政策纲领，这就是“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指“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从“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八个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公开执行的邓小平路线的雏形。其对内对外产生的恶劣后果也被长达三十年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在当时，这条路线一露头就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对。
从这一年开始，历时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运动初期，刘少奇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抵制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农村基层干部。直到1964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但阻力极大。“一线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将矛头对准群众，或者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来借此转移斗争的焦点，保证自己顺利过关——就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这就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出现偏差。
到了1965年，尽管运动已经几次升级，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但仍然受到来自领导层的干扰。群众始终受到压制，没有被广泛发动起来，通过运动，使自己受到教育，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的世界观；也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可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形成大民主的局面，对党员干部队伍实行广泛地监督，防止国变色、党变修。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舆论工具已经落入到民主革命派的手中，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对毛主席也实行严密封锁，很难进一步发动群众，促使文化领域直
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变革，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终于引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直接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从长远处说，无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于1921年革命事业的继续，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插入一段关于一个用的非常多、从出现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但至今仍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很容易被片面理解的概念的讨论。这个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许多人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狭隘地理解成仅指专政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这是非常片面的。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形式上看，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这个形式与内容是高度统一的，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劳动人民永远是大多数。如果达不到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压制状态，大多数人无法干预专政工具的使用，反而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就说明国家已经不能代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至少，这个专政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亟待改进的。
因此，“大多数对极少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反过来，“极少数对大多数”则反映的是“修正主义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征。 用这种“大多数对极少数”和“极少数对大多数”的形式，还可以说明思想文化领域多种类似于专政状态的本质特征，例如极少数人把持媒体宣传工具进行修正
主义文化宣传，同时用各种手段剥夺大多数人的说话权；极少数专职律师、法律工作人员用繁琐的程序和条文剥夺大多数人的参与权；极少数专家、权威、学者用专业为借口剥夺大多数人对重大国策的参与、讨论、决策权，都属于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内剥夺人民民主权力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性质，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让我们再回到1966年之前中国的政治局势。
尽管不能与目前的局面相比，目前的局面要比当年严重得多。但当年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确实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专家、教授、律师、学术权威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中用10年时间培养形成的官僚主义系统和被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媒体，已经开始掌控全局，使人民群众处于一种受压制、被专政的地位，不能全面参与管理，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主人公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这极少数人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打破官僚主义体系，改变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最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第5个环节——对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是启动就有多么艰难!
首先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用10年时间形成的官僚体系——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其次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通过运动受到教育，然后要建立起一种最广泛的民主制度，形成大多数人参与管理的专政，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地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从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看，这场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刘少奇、邓小平长期培养、形成的官僚体系被打破了，修正主义文化专政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封资修的东西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会基本上销声匿迹;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成立了大量马列主义自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极大的普及;同时，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得到推崇，也大范围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建立与运行，使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资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官僚主义受到压制，特权阶层受到冲击，社会风气非常好，干群关系非常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人民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做到扬眉吐气。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围，显然符合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群众的生产干劲十分充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更是层出不穷。由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乱，最关键地是，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用10年时间培育、形成的官僚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走资派要负隅顽抗，像之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样，一些当权派习惯性地一搞运动就想运动群众，企图改变运动的方向，把运动引入歧途，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造成了一些损失。当这个官僚体系崩溃后，出现了局部的权力真空，共产党高层一些隐蔽很深的野心家又企图趁机抢班夺权，一些地方的宗派势力也想趁机做大，这是前期有些乱的根本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乱是走资本主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