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诗人自杀的文化反思
中国在进入八十年后，以海子、顾城、戈麦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他们的死有着怎样的原由和根源？他们的自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自杀究竟给了新时代的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
一、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在进入八十年代后，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建设。造成了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巨大挤压。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为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为经济建设基础的市民阶层先踏上了富裕的道路。而文人的经济地位，从横向上来说，相对于其它职业类型，其经济收入有着明显的差距。从纵向上，再也难找唐朝诗歌盛世的辉煌。而市民阶层作为一个博兴的阶层，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话语的权利。文学的边缘化过程说道底，就是话语权的转移的过程。在文学边缘化的现实下，诗歌同样难逃历史的厄运。诗歌在工业文明崛起的形势下，失掉了其原有的地位。在其它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浪潮中纷纷找到自身的出路的同时，诗歌却陷入了更加边缘化的地步。这也许是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在经济相对滞后的时期，诗歌等文学样式为人们所倾慕，而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地域人们在精神追求上又回归于精神的家园。美国的读书计划也许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处于经济追逐时期的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就显得太急功近利了。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新生代诗人的海子、顾城等一批诗人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之路，而在物质与梦想之间却失掉了掌控的能力。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另一方面，却又难以面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巨大冲击。在人格、精神和物质、现实的天平中失掉了平衡。在失衡的痛苦中他们用诗歌记述着自己的追求历程，用诗歌记述着自己的个性魅力，以及他们奔向死亡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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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人“乌托邦”的覆灭
（一）诗歌界的沉思者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省安庆市北郊农家子弟。197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从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海子的一生可谓短暂而又闪耀,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海子能在十五岁考上北京大学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在实习期间，他曾在某市的法院实习并有机会留在那里。但耿直的海子看不惯社会中充斥的罪恶交易，而回到了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政法大学任教。初在校刊工作，后给学生开了美学、控制论、系统论等课程。在这些课程里他的美学课尤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他以他的奇思妙想和对美学独特理解折服了他的学生。在他那短暂的一生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多次在《诗刊》、《十月》、《人民文学》上荣获殊荣。而在海子的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无一时不伴随着他，而也就是在矛盾的巨大痛苦之中，海子的诗歌逐渐走向了成熟，也渐渐地靠近了死亡。
海子的生活中充满了激情和梦想，而他的理想却被现实一个一个的所击破。1、爱情梦想的破灭：在海子的一生中，曾有四个女孩走过他的生活。而且每次都全力的去付出自己的真情，并一直深深地爱着他们。“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他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1]。痛苦也许是划过诗人灵感天空的闪电。撕裂的是诗人的心，流出的是感人肺腑的诗。虽然爱情诗在海子诗歌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但每一首都是诗人用泪来写成的。
2、纯情世界梦想的破灭：海子在乡村生活了十五年，乡村的那种淳朴自然的生活不仅使海子得到一颗纯净的心，而且给海子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源源不绝的灵感。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麦地”、“麦子”等带有乡村气息的意象。海子的诗歌有着一个明显的发展脉络。在海子早期的诗歌作品中，抒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些诗中海子希望用“麦地”、“村庄”“月亮”等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来勾勒出一个纯情的世界与现实中充满物欲和肉欲的世界来抗衡。但这只是海子的一个梦想，至少在当时的情景下是一个梦想。海子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尽管他的工资可以勉强维持家里兄弟姐妹上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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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但对诗歌极其热爱的海子希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诗歌的写作当中，同时也许由于诗人独特的性格和孤傲的品质使他不愿和身边的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伍。而与朋友的长期分离也使海子在工作中并未感到幸福。
3、诗歌梦想的破灭：海子曾打算放弃工作到南方办份报纸，但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其实海子也曾希望能够在写诗和现实物质生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终归破灭了。迫于生活，海子曾希望能够通过写诗来挣钱养家。但是诗人就是诗人，一旦写诗的目的搀杂了世俗的尘埃，他的诗歌就会少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变的矫情起来。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诗人，可精神却属于另一个纯情的国度。海子愿望的破灭是可悲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在矛盾中的诗人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拉扯的剧痛。诗人一方面歌唱生命中的激情，歌唱生命辉煌的瞬间：“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幸福找到我/幸福说: \瞧 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在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我爱你, 花楸树”[1]；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生命在黑暗中所命定要遭到的阻力：“诗人 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你无力偿还”[1]。
在一个个理想的破灭的过程中，诗人逐渐的失掉了对生活的激情，而转向了对诗歌的全面的创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诗人诗歌梦想破灭的时候而决然的选择了自杀的道路。那么诗歌梦想的破灭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诗人精英地位的丧失：八十年代后，在话语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诗人早已失掉了历史中那种显要的位置。在晚清以前中国可以说是个诗人的国度，儒家早期经典著作便将《诗》列入五经当中。汉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科举中对诗的重视也使创作诗歌和欣赏诗歌成为文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而诗歌也被赋予了“诗以言志的”重任。而诗人也在国家中享有很高的待遇，之所以诗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在于文人掌握着话语权，甚至可以毫不过分的说是诗人掌握着话语的权力。于是诗歌不仅成为当时文人谈论的话题而且成为众人所附庸的雅事。纵然有的文人并未逃掉贫困的折磨，但是诗歌的地位却从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的伟人们也不忘用诗歌来书写他们心中的热情、痛苦、和抱负。在中国80年代前期，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面对这一现实国人感到了迷茫和不定，又是诗歌敏锐的嗅到了时代的气息。朦胧诗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将工作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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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经济。作为新兴阶层的市民阶层，它的崛起过程是话语权逐渐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过渡到以世俗文化为主体的市民文化的过程，在这里文人失掉了其原有的精英地位。 8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之下，中国传统的正统文人却陷入了经济贫困之中。他们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希冀着用自己的笔来建造人类精神的天堂。但精神追求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2、历史积弊：中国在80年代也是一个缺乏诗歌品评的时代，十年的动荡以及中国建国后缺乏对教育的足够重视。并且在教育的过程中过度重视在意识领域对学生政治观念的灌输，对一些文学作品只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解释，而忽视了作品的美学特性。于是在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时常常是以一种枯燥的眼光去看待。3、读图时代的到来和视听艺术的兴起：随着人们将目光投向经济时，日夜里忙着为挣钱而疲于奔命。在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被工作的时间所挤占时，人们也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发泄自己的郁闷。于是电视娱乐节目的火暴，网络游戏的兴盛成为90年代前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这个读图时代和视听艺术来临的时代里，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失掉了品读文学的眼睛、文学审美能力以及品读文学的欲望。品读文章被不需费力的娱乐形式所代替。海子也许是看到了这其间诗歌发展和复兴的种种困难，其诗歌所要达到的那种为人类建立家园的梦想也从而成了天方夜谭。海子因此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
3、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在物质与精神的对抗之中，海子难于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点。海子在他的诗歌中清晰的纪录了他精神与物质对抗的过程。宗匠在《海子诗歌：双重悲剧下的双重绝望》中根据精神和物质的对抗的主题，将海子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村庄乌托邦”（麦子诗十首）“诗歌乌托邦”“麦子乌托邦”“乌托邦的幻灭”。宗匠认为在第一个心理时期——“村庄乌托邦”时期，海子希望“麦子”与“月亮”，物质与精神能够统一于大地。海子在其一篇文艺作品中这样写到：“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弘的气势只能用欲望来替代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的东西。在这一首诗里，与危机意识存在，我写下了四季循环的不仅是一种外界景色，土地景色，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心冲突，对话与和解。在我看来，四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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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火在土中生存、呼吸、血液循环、生殖化为灰烬和故乡的景色，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心的冲突，和解。” [2]在海子看来土地是万物之母它生出了“麦子”，同样也生出了“四季”。“麦子”是物质，“四季”是精神。“麦子”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四季”的循环。而四季的循环需要麦子作为内容和支撑。精神与物质的对抗需要“大地”之中的得到和解。此时大地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一种对人类原始精神的人文关怀。但诗人天生的忧郁性格，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其理性常常丧失控制能力，于是诗人难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村庄乌托邦”的破灭成为海子必然的命运。在以下的诗人心理创作时期的划分上，我有着与宗匠先生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诗人并未经历第三个心理创作时期——“麦子乌托邦”时期。诗人从未放弃过对其诗歌以及理想价值的追求，纵是在其诗歌中曾表现出动摇的念头，但那只是稍闪即逝的瞬间。海子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为诗而生的同样必然为诗而死。他的转变在于放弃诗歌中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的梦想。最终是诗人选择了属于他的那个精神天堂。于是诗人在经历痛苦的抉择之后便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心理创作时期：“诗歌乌托邦”时期。在其诗歌中更多的出现了代表精神意象的景物。“月光照在月光上”，“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1]。在面对诗歌的苦难和物质上的匮乏，海子“我想起了你凡高和韩波/那些命中注定的天才/一言不发/心情宁静”而当“痛苦的天才们饥渴难耐/可是河中滴水全无/面粉中没有一点面粉/轻雷滚过天空死者的鞋子仍在行走/如车轮如命运/沾满谷物和盲目的泥土。”[1]在宗匠先生为其海子进入“麦子乌托邦”创作时期所举的例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认为其是海子放弃诗人的追求而向物质低头的象征。其实这恰恰相反，尽管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很多世俗的幸福但自始至终诗人一直在重复着：“我愿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显然是一种对世俗物质追求的一种决然之态。他在这首诗中似乎有所释怀，对以前希冀用诗歌来拯救整个失落的人类精神的理想有所改变，对世俗的幸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而海子的幸福是灵感的“闪电”告诉他的。那是诗歌对他的召唤。他的幸福是追求诗歌的始终不渝的追求。于是他便跨入了第三个心理创作时期——“诗歌乌托邦”，开始了自我诗歌王国的建立历程。海子曾宣布：“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在《土地》(海子著,春风版,1991年)一书前所写的序言《“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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