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立一种伟大的集体诗，我不想成为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历史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3]这里的大诗指的就是史诗。
海子的史诗全面的借鉴了西方英雄史诗，文人创作史诗以及东方史诗并全面的借鉴了印度史诗。海子在其诗歌里建立一个辽阔的诗歌王国。正如海子的朋友骆一禾所指出的那样：“海子的想象的取材空间分布东至太平洋以敦煌莫高窟为中心，西至两河流域以金字塔为中心，北至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以神话为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地域——他在这个广大的地貌上建立和整理了他自己的象征和原型谱，用以融贯想象的空间。”在海子的诗歌中设立了诗歌的“国王和王子”在海子的诗歌王国里那些王子常是那些早早夭折的天才诗人他们长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就匆匆离开了人世。“正如悲剧所言，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我所敬佩的王子行列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雪莱、叶塞宁、荷而德林、马洛、韩波、克兰·荻兰??席勒甚至普希金。”[4]也许海子想通过自己的探索建立自己的诗歌王国成为像莎士比亚和歌德一样的“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去缝合一代或几代人的精神创伤。但在诗人的王国里有太多的情感和不切实际的愿望。在海子的诗歌创作中提到了集体创作这一概念，并将尼采、凡高收入到他的诗歌王国中。其目的是想从新恢复包括艺术.哲学在内的大文学来启迪人类，唤醒其蛰睡的灵魂。在自杀之前的一个月海子写下了他的最后的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已经抱了必死的信心：“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黑夜里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在这里海子对前途似乎仍抱有期望：“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但这十个海子的复活，在海子看来也许需要生命的献祭才能够唤醒诗歌的复兴。于是海子走向了车站，用最决然的方式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诗歌王国里的“孩子”
顾城，男 1956年生于北京，十二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作。并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作家，1980时，单位解体失去工作开始了漂泊的生活。1985年加入作协，1987年应邀到欧美讲学，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讲授古典哲学。1992年获得德国DAAD创作年金并在德国写作。1992年在新西兰公寓砍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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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后自杀。我觉得顾城相对于海子来说是幸福的，他在他的诗歌王国里是个快乐的王子。顾城同样是个具有天才气质的诗人12岁辍学，和猪为伴。但我想那段时光也许是诗人最快了的时光了。顾城的诗歌充满着纯情和奇特的幻想。曾被称为中国的一代纯情诗人，他的写作常常凭借其突兀的灵感。他常常在夜里醒来即兴写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6]就是在这样的黑夜里诞生的。而这句带有哲理的诗句恰又反映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心声。顾城成名要早于海子，并且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自从舒婷将“童话诗人”称谓送给顾城之后，顾城就成了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童话诗歌王子，而在其诗歌中无处不张扬着儿童的那种天真的而又浪漫的富有奇幻色彩的情感。“小榆树陌生的站着，花白的小草多么可亲，土地呵，我的老祖母，我将永远在这里听你的歌谣。在不会顽皮，不会??”。[5] “你们一直追上月亮，问太阳在那睡觉，又拾起胡豆/似的星星上面长出了羽毛。小鹿舔舔嘴唇忽然想吃青草，掏呀掏，不好/怎么吃了叔叔的字条” [6]这样充满稚气的诗句在顾城的诗歌中随处可见。顾城一踏上诗歌之路便执拗的希望在诗歌的国度之中建立一个纯情的诗歌世界，希冀用童稚般的幻想和歌唱建立一个美丽的童话诗歌世界。用这个纯情美丽的诗歌世界给精神迷茫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疗伤的精神家园。他说：“我想除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6]在孩子的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简单之中往往透着人生的大哲理。且不说《一代人》写出了一代人的思考和追求，在其他看似童稚话语式的诗句中同样蕴涵着人生的深刻哲理。“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远/看云时很近”在“云”和“我”之间，你选择了云，选择了自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淡漠便呈现于人们的眼前，一种漠然的孤独油然而生。这带有童稚般的嗔怪，是对社会中人情冷漠的控诉。虽柔和但却有力。“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6]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对历史的独特理解，纵使我们拿着历史的“旧钥匙”但也无法窥探历史的内部。顾城有着童话般美丽的诗歌，但他的性格却又极其的不成熟。
顾城死因和海子大体上，有着相同的背景。那就是诗歌的败落和诗歌的边缘化现状。经济上的困窘使其难以维系其建立属于自己“女儿国”的梦想。而从这一点上来说，顾城的死因和海子相比有着很大不同。他的死更多的与其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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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顾城的性格更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许正是诗人的这种孩童般的性格是导致其杀妻的并自杀的根源。孩童般的性格在理性和美好愿望的支配下是美丽的和纯真的，可一但孩子生了气就极据破坏力了。在孩子那里是没有理智和道理可讲的。舒婷在他对顾城的回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在国外讲学的时候。顾城、雷米（顾城的妻子）和舒婷去逛街。在一家商店里雷米想给他们的孩子三木，买一个玩具，但顾城不愿意还在地上孩子般的打滚。原来是顾城是舍不得那几美元。于是舒婷掏钱买下他，他在从地上爬了起来。也许顾城很缺钱但从这种举动中可以顾城的性格是多么的不成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许正是诗人这种天生孩童般的性格才使我们读到了那一首首充满童趣的诗歌。在顾城的生活中有两个对于他来说极其重要女人。一个是顾城的妻子雷米，一个是曾经爱慕过顾城诗歌的英儿。顾城在雷米那里得到是母亲般的温情。而雷米也像惯着一个孩子一样的爱他，而英儿对他来说是没有爱的也许顾城曾天真的爱上过英儿，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女儿国。孩子就是这样天真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应该爱他，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属于他，而一但受到了伤害便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向别人，自己却成了天下最无辜的人。当英儿离开他时他认为是人家欺骗了他。而他从没有清醒的考虑过她的离开是一种必然，顾城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老检讨一下自己女儿国的不切实际性，反而越发的不可礼遇。我不知道关于雷米的事情是否属实，但无论怎样去杀害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妻子总归是不应该的。这也许正是孩子的天性，盛怒之下已忘了亲情。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另一种说法，那就是作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往往把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这也许是作家的一种通病在进入某种情景时便难于自拔。“汤显祖写《牡丹亭》写到‘爱看春香还是旧罗裙’时感慨万端，竟禁不住，在柴房中饮泣。姚雪银说是含着热泪写完《李自成》的，而巴尔扎克写《高老头》时，有一次他的朋友去看他，竟听见他在屋里大声愤怒的吵着，一问，巴尔扎克说他正在和高老头吵架呢。”[6]顾城写诗怀着一颗孩子般的心去追寻，去歌唱，去思索。于是诗人生活在他的童话王国中难以苏醒。仍以童话国王的身份来审视现实世界。他的种种不切实际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但理解不等于是认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应该具备区分理想和现实的能力，并能控制自己的私欲，用理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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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自杀和杀妻，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活着和死去的亲人，不仅伤害了诗人的形象，更伤害了爱诗的人们，西方都有“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诗，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理念，可见诗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个人认为中国诗歌被边缘化到如此境地，顾城难逃其责。人活着除了理想、爱情还应该有道义和责任。如果说海子的死给人们带来悲伤也带来痛惜，顾城的死只能留下唾弃和千载的骂名。
三 、几点思索
1、关于中外自杀文化：伴随着海子、顾城等的自杀又有几位诗人追随他
们而去，诗人的自杀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他们的死直接或间接的与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他们的自杀从我们传统的文化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甚至在今天娱乐传媒之中，被当作暴料来炒作。海子当初自杀的时候也许是抱着复兴诗歌的目的，但春天“十个海子”并没有复活。相反使诗歌受到沉重的打击。诗人被作为一种异类，受到社会各种舆论的误解。在常人的眼中诗人成了一群神经不正常的带有自杀倾向的神经病人的代名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当中，对自杀在不同的精神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解释。在我们自杀文化当中，虽然对死亡有着天生的逃避倾向,但高尚的自杀常受到社会的赞扬.诸如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自杀和杀生取道的自杀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可以为国家的利益而舍掉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别人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说明在我们自杀的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利他性，而缺少了对生命个体生命的关注。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应该有他们存在的尊严.当生命的存在对个体来说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时,个体有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呢?这也许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看看我们周围的文化对自杀的看法，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自杀是一种罪过，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而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就对死亡存在着崇敬之情。日本有句流传很广谚语：“花当樱花，人当武士。”对猝死的渴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对生命自我控制的一种高级体验。当面对衰老、病死的困扰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无助感和尊严丧失感，常使人感到难以言明的痛苦。尤其在日本这样多火山和地震的国度里，死亡常常不期而遇。而在自己最灿烂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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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成为了对抗命运无助感的最好的手段，自杀在武士道文化当中，自杀的过程就是精神升华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诗人的自杀，他们也许是希望在自己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在体验到生命高潮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掌控自己的生命。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对自杀的态度也不同的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诗人的自杀，更不能轻易下是与非的结论，对此我们应该有达观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
2、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东西方
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个体，关注人自身精神的状态。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广为提倡。而“人文关怀”这一词是文人们引入到中国，希望能够唤起对人们对个体的关怀，尊重个体生存价值，尊重个体生命尊严。然而在人们热切呐喊追求个性的同时，却忘掉了“挖井人”——为我们创设爱与美精神家园的诗人，忘记了文人也需要人文关怀，同时也忘记了尊敬他们的创作个性，并对他们的生存尊严给以关注。他们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也应该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个体的存在如果失掉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诗人的自杀，社会是难逃其责的。作为新时期的我们应该掉转头来，反思社会只有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才能够创建一个和谐的拥有较高幸福指数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物质的追求，没有精神的陶冶，人文精神就会颓败乃至丧失，这样一个没有文化追求，没有人文精神陶冶的社会，势必要职业经济的发展，势必要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最后受到惩罚的将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文化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许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明显，但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只用外在价值尺度来衡量。
3、死亡与永恒：对于诗人的死亡，我们也许更多的看到了其肉体的消亡，而诗人是应该感到幸福的。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他们也许在肉体上消亡了。但他们的作品作为其精神的结晶，将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物质可以消亡而精神只要有人存在，就永远不会消亡。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之一的诗人，也许在经历着各种的苦难，但他们创作着，体验着。诗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创作目的是开掘人类灵魂深处的家园，守护这片家园。但中国的文人就缺少一种坚守的精神。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我们的文人常常不是怨天尤人的在哀叹中度过，就是选择逃避的做法。面对历史地位的巨大反差，精神追求和物质现实的种种矛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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